苏轼和鲁直什么关系

苏轼和鲁直什么关系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婺州金华人，苏门四学士之一，同时也是当朝显宦、御史中丞李常（之仪）的外甥，原配夫人为孙觉（莘老）之女。
苏轼与黄庭坚相识是通过其岳丈孙觉。熙宁五年（1072），苏轼到杭州出任杭州通判，与故旧孙莘老相谈甚欢，莘老将黄庭坚的诗文示以苏轼，希望其给予点评，苏轼读过黄庭坚的文章后，认为他非常厉害。
其后至熙宁十年（1077）苏轼在赴徐州任上途经济南，于李常（字公择）处见到更多黄庭坚的墨宝，“而得其为人益详”。
苏轼与黄庭坚的交谊之始，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的《上苏子瞻书》中最为可靠，其谦称“齿少且贱，又不肖，无一可以事君子”，于苏轼虽“尝忘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之仰慕已久而不能追随左右的遗憾；继对苏轼“海涵地负”之才德极表钦仰，所谓“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恺弟，约博后来”；信中还说“早有闻于父兄师友”和“未尝得望履幕下”的遗憾；“盖心亲则千里晤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故敢坐通书于下执事”是对二人交谊的笃定。
在黄庭坚结识苏轼第二年，“乌台诗案”祸及黄庭坚被罚铜二十斤，并且贬谪至栖迟县镇，至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方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回。元祐元年（1086）四月，在苏轼引领下，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相继进入被文臣视为殊荣的馆阁供职。而黄庭坚“与翰林学士苏公子瞻游最密，赋诗或无缀。”
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轼举荐黄庭坚自代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职务，在《举黄庭坚自代状》云：“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书中字字句句都是对黄的褒奖。
从元丰八年（1085）到元祐四年（1089）四月苏轼再次出走杭州，这三年间是苏轼与黄庭坚过从甚密的岁月，二人留下唱和诗篇答四十余篇，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影响。
元祐六年（1091），黄庭坚因属“蜀党”一派，被洛党成员韩川攻击而获罪，两年后“绍圣”党争再起，黄庭坚又被认作元祐党人一员再次走上贬废之路。可以说黄庭坚终其一生都对苏轼推崇备至，虚心以门人弟子自处，在政治上也与苏轼一起同升沉共荣辱。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载：“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相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执弟子之礼甚恭。与其他交往类型不同，苏门士子与苏轼属亦师亦友的关系，不仅崇敬、爱戴苏轼，而且亦多与老师同声连气。
秦观在《进策》、《进论》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黄庭坚也在新法的理财措施中与苏轼意见一致。但是从他们传世作品中，可以发现他们又是各具特色的，黄庭坚擅于诗辞，秦观与晁补之则长于议论，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
苏轼的独具慧眼，识得苏门人才，将文学精英团结在其周围，以群体之力推动宋代文学的繁荣发展。
元祐年间高太后辅政时期，是苏轼与苏辙二人政治巅峰时期，苏门文人聚会京城，文人雅集不断，既有师友间的学术切磋，丰富了诗词歌赋，同时品评政治，议论为政得失，亦因此成为哲宗亲政后重点清算对象。师生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利于形成交游活动，并且交游活动更是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苏轼承袭欧公学术理想衣钵，幸得张公的知遇与庇护，他也做到对弟子的言传身教，多次在仕途上提携他们。师生之间的交游活动是对文化思想的更好承袭，但是客观方面它也是形成门生故吏和朋党政治的不安因素，故而对该交游圈应该辨证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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