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施行医疗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如何施行医疗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重中之重。从宏观来说，“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激发供给侧活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由是观之，在国家经济领域占重要地位的国企，当是“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在医疗领域，不仅公立医院的地位与国企在国家经济领域的地位相类似，且两者改革的目标、路径和难点，都有很多近似之处。
针对国有企业改革中难以触及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张维迎教授曾有句十分辛辣的话：“在马背上画道道，并不能把马变成斑马。”由此联想我们的公立医院改革，是不是搞过在白马背上画黑道道且将其称之为“斑马”的行为？如果不将公立医院真正置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而继续热衷于使公立医院成为成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孤舟”，那么它就不但无法提供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的供给，而且依然会海绵吸水般吸取纳税人的血汗钱。
启示之二：努力扩大医疗服务有效供给，应该成为医改的重要着力点。不妨以最近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北京号贩子事件为例——一个按照医院给出的价格为300元的专家号，为什么被号贩子炒成4500元？其症结就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和僵硬的价格管制！如果没有从300元到4500元之间的巨大差价，号贩子何以能够在倒号之事上如此“敬业”且为所欲为？与高端医疗供给不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低端供给的严重过剩——与城市大医院一票难求相比，许多基层乡镇医院则门可罗雀。这种情况，与商品领域一面是国产商品无人问津一面是国人的升级性消费需求外溢的现象何其相似！
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涉及到医院人才培养机制和人事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目前的管理体制所导致的依然是逆淘汰和劣币驱良币！扩大有效供给和消除无效供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解决国企中”僵尸企业“，是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医疗领域呢？对那些低效供给甚至无效供给的僵尸医疗机构该怎么办？某些地方在错误政绩观的刺激下，不仅现存的“僵尸医疗机构”既养不起又舍不得放下，甚至还放手让这类基层医疗机构继续“出生”。病到这种程度，是不是该用中央“供给侧改革”之药好好治上一治了？
启示之三：调整医疗服务供给方向，将供给与需求进行更好的匹配与对接，是医疗卫生行业践行“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回想从庙堂到坊间，“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这个口号喊了多少年了？当年的婴儿大概也从呱呱坠地到长成俊男美女甚至谈婚论嫁了吧？可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究竟“下沉”了多少？须知在所有医疗资源中，医生是最宝贵的医疗资源，只有医生有序流动，才能使医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因此目前的关键是从制度安排层面入手，使他们尽快成为自由职业者，从而使他们通过自由执业和诚实劳动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在为医生“松绑”的同时，还应为患者“松绑”，即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就医的医院和医生。为促进有序就医，医保等政策杠杆不是不可以用，但万不能将其变成唐僧手中的“金箍棒”。政府应该回归到游戏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不能沉湎于充当医患双方的“保姆”或热衷于去搞“拉郎配”。
启示之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既是经济领域推进“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和根本要求，也是深化医改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医改中许多令人困惑甚至匪夷所思的现象，如果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其症结会呈现得更加清晰。比如本来是供给不足造成的问题，可偏偏从需求侧找原因！就拿分级诊疗问题来说，通过合理引导而实现患者的分级诊疗和有序就医，当然是好事一桩，但除非脑袋进水者，有哪个患者会舍近求远？而导致患者流向大医院的医疗资源配置“倒三角”状态，更是政府管制的结果。

健康与安全问题是一个人首先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由此产生的健康与安全产业应该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医疗行业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赋予制度化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前期医疗医药行业发展的一些乱象全面治理与整顿。 一是按市场发展的规律，把药价降下来，把医疗服务治疗的质量提上去，要有细化的指标与质量要求。 二是在制度上要有所创新，在贯彻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指示以及改革上，要宣传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如果医院越办越大，医生收入越来越高，但医疗质量没有显著提升，就背离了改革初衷。所以，医疗行业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赋予制度化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前期医疗医药行业发展的一些乱象全面治理与整顿。该关的，就关；该转的，就转。也就是说，对于整个医药医疗行业的改革，要先打好基础，基本功不行，过度市场化，必然会引发过度医疗等问题。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才能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一直以来，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呼声最为强烈，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在供给总量和供给分布上所存在的问题也由来已久。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破题的关键，在于要给予公共服务业发展一定的政策空间，坚持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在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的前提下，鼓励更多市场主体进入供给侧，释放改革红利，进而促进社会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让多样化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扩大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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