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楼，红学家们各执一词，大家怎么看待周汝昌及其观点?

对于红楼，红学家们各执一词，大家怎么看待周汝昌及其观点?

周先生主讲《曹雪芹其人其书》。画面上的周先生虽然显得苍老然而精神却颇为健铄，更令我惊奇的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竟然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在他当场脱口而出的《红楼梦》原文也好，还是张宜泉敦诚等人关于曹雪芹家世的诗句或者清人所著笔记记载的时候，条理分明内容无误，实在是令人很佩服。从先秦的诸子百家算起，我国学术当中有着极强的“家”、“派”观念，孟子谈道统，便是从尧、舜、禹、汤、文王、孔子讲起的，至于后来的儒家人物，对于名教的谨守更是达到了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程度。思想学术而外，就是诗也有唐宋之分，词则有豪放婉约之别。更有甚者，宋徽宗时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则直接列出本诗派的人物以及其传承。 在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派别。单以新红学而论，就有由王国维开创的批评派，《红楼梦评论》则是本派的开山之作。还有就是由胡适开创的考证派，此派的开山之作则是《红楼梦考证》。然而无论是批评派也好，考证派也好，都没有说成“王派”或者“胡派”的，就算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胡适，也仅仅是说成“胡适之考证派”，考证才是此派的突出特点。因此，传统上的红学派别显然是以研究方法的相异而分成流派的，这和中国的“道统”观的分类自然有些出入。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红学研究里就没有“道统”型的派别，“周派”就是一个例外。 周先生的红学著作浩如烟海，在版本学、曹学等各个领域都占有很高的地位，其中不少论点还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这众多观点里，备受争议的有两个，一是对后四十回的否定态度;二是“史湘云即是脂砚斋”论。而有趣的是，这两个观点却得到一些在红学上颇有成就的专家的认可，以及在青年红学爱好者当中，也有着不少的支持着，比如我们论坛里大大小小的“周派”朋友。今天看来，这两点反而成为判断是否是“周派”的试金石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周汝昌红学精品集》，内中自然包括了《新证》，是为修订本。此版是在七六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内容上大体相同于二版。 第一版的开头有王耳一篇《关于红楼梦的几点理解-周著:红楼梦新证代序》，细读王序，其中观点大多为周先生提过，而行文语气，在《新证》一书正文中也可找到类似的地方，未免令人感到迷惑。后来读到二版的《引论附记》时，才知道这个代序本是周先生“寄与编者嘱代补入书末后，结果为编者加之添改，署以已名，放在卷头，成为‘代序’的形式”。此版里面的引论分四节:第一，旧社会里的种种歪曲;第二，重新认识红楼梦;第三，科学考证的必要;第四，珍秘材料一斑。早在周氏兄弟过录胡适所藏甲戌本之时，他们对于程高的篡改《红楼梦》已经感到愤慨了，在《新证》的引论里，周先生更是在开关就谈到这个问题，并且对胡适为汪原放点校的程乙本作序提出质疑“这是表扬真呢，还是提倡伪呢?我们欣赏的是曹雪芹呢还是高鹗呢”?对于程本，周先生的态度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变化，在他看来“辨别真伪”是首要问题。然而自梦稿本出现以后，我觉得周先生批评高鹗的口气似乎没那么严厉了。 七六年版的《新证》取消了王耳的代序，把它并入引论之中，卷首增加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新证〉》，这篇文章原载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据说乃是“奉命文章”。到底奉了谁的命不得而知，然而所奉的却是“教育和帮助周汝昌同志”之命。据说周汝昌在看了此文之后，“大出意料，来信表示感激地流泪”云云。看来李、蓝二人还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以至于周先生感激到流泪。处于“胡适-俞平伯-周汝昌”批判次序的周先生，在胡适已经被批倒批臭，而俞平伯也已经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看到这篇评论(何况是奉了上命而作的)感激地流泪似乎可以理解，虽然我认为在信中真有此语，那也不过是客套话罢了。 周先生是否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我不得而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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