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始于何时

佛教东传始于何时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两汉之际（约在公元纪元前后）。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以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入则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兴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慈航大士

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我国，随之佛教艺术也兴盛了起来。首先
出现在新疆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用土夯筑和土块垒
砌了佛塔；修建了“木骨泥墙”的“回”字形殿堂；并使在印度出现的中心
柱窟得到发展，形成具有当地特点的“龟兹式”形制；用泥和石膏等塑造佛
和菩萨像，发展了泥塑艺术；将我国中原绘画中的线条与印度的凹凸晕染法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西域画派”中的“于闽艺术”、“龟兹艺术”
和“高昌艺术”。
北魏毁佛是在其尚未确定于封建社会的时期，对于佛教采取态度上的一种暂时的动摇；而北周毁佛则是在佛教已经发达的地甚上所引起的政权与教权冲突的一般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暴露。具体言之，可分为如下几点：
　　（1）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纪元四四六年），下距孝文帝太和九年（纪元四八五年）施行均田法（北朝封建社会的正式起点）约四十年。太武之世，尚处于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在向封建社会叩门的时代，其思想上的探索，表现为天兴以来佛道儒的多元并用。佛道两家固是露骨的宗教，其所信任的儒家，例如崔浩，就北史（卷二二）及魏书（卷三五）本传来看，也是董仲舒一流的宗教化的儒家。崔浩之师事道士寇谦之，是向土著宗教的结合；其发动太武毁佛则是土著宗教对于外来宗教的联合进攻。至于太武帝之采纳崔浩之议，无疑地是由于北朝尚未确定于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反映。所谓向封建社会过渡，就意识形态上说就是向宗教的迫近。所以太武帝虽一度毁佛，而却始终没有离开宗教立场。天兴元年的称帝诏书（魏书卷二），从字句到思想都是班彪王命论的学舌。这一个决策的诏书，也就规定了北朝思想发展的路向：在起点上虽可于各种宗教之间有所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必然在宗教范围以内定于一尊。崔浩如果不以宗教观点反佛，太武决不会受其影响毁佛。稍后的李瑒，以儒家人文主义观点斥佛为“鬼教”，虽经“自理”（即“自白”与“自首”中间的“自明”），终被“罚金一两”（魏书卷五三本传）。即可作为旁证。
　　（2）北周武帝自建德以降的毁佛，上距均田法施行已八九十年。在此期间佛敬发展极速。关于太武以降者，已见前引汤表；北齐时，国都邺城，佛寺多至数千；周武毁佛时，僧侣还俗者达三百万；均为例证。又据汤用彤统计（前书页五一八至五一九），自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纪元四七三年）至宣武帝熙平二年（纪元五一七年），前后四十四年中，沙门谋叛者八次。同时，北朝帝王，亦屡次下诏，限制出家立寺，以遏止佛教势力。此因当时的佛寺，有独立的经济制度，独立的行政系统；凡为僧侣，即可避免租税力役，不受国法约束（参照梁启超佛教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版上册页九）。是佛教寺院俨然为一与政权对立的独立王国。在此情形下，周武厉行毁佛，自为政权对教权的一种反攻。据房录（卷十一）所载：“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其政治经济意义，殊为明白。今按政权与教权的冲突，乃是中世纪统治阶级内讧的一般现象。汤用形竟归咎于“僧伽之腐败”，颇为欠妥。
　　（3）毁佛本来即以佛教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固不应执此而否认北朝佛教势力的雄厚。且北魏太武帝于纪元四四六年毁佛，旋即“颇悔前事”，主谋毁佛的崔浩于四五○年被诛。北史（卷二一）本传载：
　　“及浩幽执，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来）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
　　可见佛效势力并未稍减。汤用彤说：“计终帝之世，法废积七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士，得密奉事（释老志）。至文成帝（晃之子）即位，佛法又兴。”（前书页四九六）当为实录。北周武帝于五七七年决行毁佛，至五七八年（平齐之明年）崩御；及宣静二帝继立，佛教复兴，较之北魏毁佛，为时更暂。总计北朝两次毁佛，都是佛教发展的暂时挫折。并未动摇佛教的国教地位。
　　第四，与南朝始终信佛不同，北朝在佛道儒三者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犹豫选择的时期。这一点特征，除了上述北朝社会的过渡性为主因之外，其自身文化遗产的贫乏性，当也为副因之一。正因在文化遗产的承藉有此差别，所以南朝的佛教富有名理性质，而北朝的佛教则最重净行与皈依。汤用彤所持“南统”“北统”之说（前书页四一八至四一九）大体近乎实际。

佛教传进中国内地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人汉地之始。此说源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鱼豢的<魏书，西戎传>。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佛教信仰，并将其传进中国汉地，完全可能。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人中国的开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
根据信史的记载，佛教传人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后汉书》中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初传人中国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据其本传可以总结佛教在当时的情况：(1)佛教被视为神仙方术图谶之类；(2)佛教最初只在社会上层的皇室贵胄和地方豪强中流传；(3)佛教在汉地最先传播于洛阳、彭城、下邳、广陵、豫章、会稽、交广等地。
值得指出的是交趾与广州为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汉末士燮(137—226)任交趾太守(兼领广州)，在郡四十余年，相对安宁，中原土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一时学术荟萃，思想文化十分活跃。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将母避乱至交趾，从其所著<理惑论>看，这里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成熟。交趾的佛教最初是来自内地北方。但也有可能受南海传来的佛教影响，并由此北上中原。三国吴赤乌十年(247)抵达建邺的康僧会，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康僧会便是在交趾儒佛两学绍隆之区成起来的。据说康僧会所传佛教是经海路迁入交趾，然后才北上南京。三国吴时在交州译经的还有西域僧人支疆梁，曾译出《法华三昧经》。晋惠末年(306)，天竺耆域经扶南至洛阳，便取道交、广。晋隆安(397—401)中，厨宾高僧昙摩耶舍到达广州，交州刺史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其说佛生缘起，并译出<差摩经>。她的弟子法度，专学小乘，禁读方等，独传律法，在江南女尼中有很深影响。直到以后的几百年间交一直是佛学重地。
佛教传人中国后，几乎同时就有了对经典的需求。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献帝(189—220)的40余年中，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的译者6人；唐<开元释教录>勘定为192部，395卷，译者12人。这标志着中国佛教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译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这一时期中，除了译经之外，也开始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佛教著述。像(安般守意经)就保存有多家注解。上述<沙弥十慧章句>已佚，<四十二章经>也可能是汉末人所辑。比较完整反映汉魏之际的中国佛教思想的，是<牟子理惑论>。牟子本人熟悉中国的儒、道思想。他的立论就是用“儒典”和《老子》，证成佛家学说，为佛教义理的发展开辟道路，书中反映了汉魏之际外来佛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冲突和融通。（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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