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行为的是品格还是情境

决定行为的是品格还是情境

决定行为的是品格！什么样的品格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言行，伪装只能是一时。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对勇敢的讨论中，他至少提出了十个详尽的关于道德主体实践的心理状态和能力的经验要求。他的心理学观察涉及到某些“适度”，他说：“勇敢的人是出于适当的原因、 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 经受得住所该经受的， 也怕所该怕的事物的人。”
亚里士多德列举和刻画的其他诸美德，从宽容与公正到诚实与羞耻， 同样也都带有对人类行为、理性、情感以及诸能力的经验观察。道德品质包括道德信念、道德良心、道德情感，是指一种由此三者共同决定的自觉自愿地为善去恶的心理素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在研究伦理学的过程中，除了对伦理学的心理学方面的关注外，不断添加了技术、经验观察等许多其他因素，以期通过更加细致有效的观察和检验，验证道德心理的正确性，从而达到精确性。 20 至 21 世纪盛行的社会心理学，就将这种研究推向前进，甚至带有激进意味。 但是，实验结果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与其说是提升了德性伦理学，倒不如说是败坏了德性伦理学。因为“情境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在决定人们将要做什么事情上，关于人们独特的品格特征、观点、态度、价值或过去行为的信息并不如关于他们的情境的细节信息有用”。 即在决定为什么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行为上， 与其说是人们的品格毋宁说是人们的情境才是可以作为解释的强有力的因素。
有两个社会心理学实验，以其在方法论上的严格性和其主体所展现出来的道德上令人不安的行为而堪称典范。 本文试列举出来并作一一分析。
实验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Milgram S.）的服从权威实验。 米尔格拉姆通过在地方报纸上刊登广告来为耶鲁大学记忆与学习研究实验征集被试主体， 他们涵盖了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社会经济和文化群体。 被试主体的广泛的人口统计学分布排除了吸引精神病患者，或以往有施以某种残酷行为的倾向的个人。
被试主体们被教导，如果该实验的合作者（其实是实验助手，不为被试主体所知，假装从电击中体验疼痛）无法准确回答问题时，就以 15 伏的增值对其进行“痛苦的但不危险的”电击。 在实验进行中，实验者用不断强化的言语如“请继续” “实验要求你继续” “你继续是绝对必要的”“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指示被试们继续电击， 该助手在 300 伏水平时假装疼痛难忍无法作答，有 35%的被试中止了电击，但仍有 65%的被试继续电击该助手直到达到刻度表上的极限。 而实验前预测，只有 0 到 3%的被试将坚持电击到底。
吉尔伯特·哈曼 （Harman G.） 对这次实验的评论是： 我们真的可以将二比一这样一个大多数反应归因于品格缺陷吗？是否每个人都有这一品格缺陷？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和理查德·尼斯贝特（Ross L . & NisbettR.E.）提供的情境主义者的解释是：对被试主体行为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在于包含了一个权威形象的情境的性质（及其对复杂的人格特征的影响），这个权威形象促使他们去电击其他人。
实验二：达列和巴特松助人实验或称“善良的撒马利亚人实验”。 达列和巴特松 （Darley J.M. & BatsonC.D.） 邀请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参加一个关于助人行为的研究实验。 他们首先要求被试们确认自己对宗教的兴趣。这种宗教兴趣或是作为一种手段，例如救世的手段；或是作为在它本身的一个结果；或是作为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情境主义者认为，这些关于宗教目标的自我描述构成了品格变量。 其次，情境变量一：被试们将参加一个关于职业生涯的演讲， 朗读一篇关于牧师的职业选择文章或者讲一则圣经故事———“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之后，被试们被告知，他们的演讲将在另一栋建筑里进行。 此时，有些被试被告知应该快点走，因为几分钟前他们就应该已经到达演讲会场； 有些被告知他们应该马上走； 也有一些人被告知他们离预计到达时间还有剩余。这是情境变量二。在去另一栋建筑的路上，被试们遇到一个人跌倒在门口，低着头不住地咳嗽和呻吟。 在学生们的宗教目标和是否帮助这个人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关联， 但是他们提供帮助的意图和自己时间仓促程度之间存在着强烈关联。 所有被试中有40%的人（例如，40 个被试中的 16 个）提供了帮助：时间有点剩余的那些人中的 63%（8 个中有 5 个）提供了帮助；被告知必须“马上走”的那些人中的 45%（22 个中有 10 个） 以及被告知自己已经迟到的那些人中的10%（10 个中有 1 个）也提供了帮助。 在被试提供帮助的几率和他们所朗读的文章之间也存在一些关联：已经阅读过 “善良的撒马利亚人” 的寓言的那些人中有53%的人提供了帮助， 但那些已经阅读了牧师职业选择的文章的人中只有 29%的人提供了帮助。 然而，在达列和巴特松看来，“只有时间仓促的主要作用才是明显地……与助人行为有关”，并且“只有时间仓促主要地预言了一个人是否提供帮助”。
根据情境主义者的解释， 不是关系到被试品格、内在心理状态的宗教目标， 而毋宁说是被试的时间仓促程度这样一个情境特点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罗斯和尼斯贝特对此又作了详细的说明： 那些迟到的神学院学生不愿意停下脚步是因为他们已经迟到于一个他们认为有责任去完成的演讲， 并且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也忙于即将到来的演讲； 然而那些提早的神学院学生则准备停下脚步是因为他们有时间， 并且他们已有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更慢地走过去， 可以让他们更多地注意到他们的环境，并且可能为放慢脚步寻找一个借口。
以上实验是大量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典范，对它们的分析共同导向了情境主义的结论。日常经验中，我们也时常因外界环境，比如天气、卫生、交通条件等变化而影响自己的心情，改变自己惯常的行为。 例如，在卫生状况恶劣的地方，人们倾向于尽快离开，而非像往常在干净的广场那里不紧不慢地进行施舍行为。 而对于落水者，在天气寒冷与气候宜人两种条件下，下水救人的几率是很不一致的。 现实经验中，情境主义与德性伦理学的相互关联经常发生， 但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呢？ 到底是内在的德性还是外在的情境决定了人们的行为？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心理学与情境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一番考察。

如以上回答内容为低俗、色情、不良、暴力、侵权、涉及违法等信息，可以点下面链接进行举报！

点此我要举报以上问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