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什么时候被曹操彻底软禁，当傀儡的？

汉献帝，什么时候被曹操彻底软禁，当傀儡的？

这个事得分开说。应该说早期曹操还是很谦恭的，但是后来渐渐放肆，开始“欺压”汉献帝了。
如果说原因，一方面是他的个人野心膨胀，另一方面则是他“寒门法家”政治路线的必然。

首先，曹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并非“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两个说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从中央；令诸侯，是要别人服从自己。因此，“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政治纲领，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政治策略，目的是实现个人的野心。这两个说法，岂能混为一谈？

其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来不是曹魏集团提出的。是袁绍的谋士说的。
袁绍有两个谋士说过这句话，一个是沮授，一个是田丰。沮授的说法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的说法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田丰的说法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沮丧授的说法见于《三国志?? 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那么，曹操的真实想法，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应该说，至少在当初迎奉汉献帝，也就是在公元196年这个时候，曹操基本上还是想做“乱世英雄”的，也是主张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六年前袁绍提出要另立刘虞为帝时，曹操就曾这样回答袁绍。曹操说，董卓的罪恶，暴于四海。我们的联军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和响应，就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现在皇上年幼，势单力薄，受制于奸臣，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旦更换，天下还有谁能安心？ 最后，曹操悲愤地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说，你们到幽州朝拜新的皇帝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西进长安，到那里保卫当今皇上去！

当然，要说曹操这时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即《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当时有个名叫王立的太史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皇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替代汉的必定是魏。能安定天下的，也只有曹氏。曹操听说这话以 后，就让人对王立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这事十分靠不住，尤其是“承汉者魏也”这句话，不大可能在曹操刚刚迎奉天子的时候就有人说出来。不过该书所引曹操的话，倒符合他心理的真实。这个时候，曹操可能已经有了野心，至少这话他听了心里舒服，但他知道不能说。

不能说，不等于不能做。曹操迁都许县以后，便悄悄地开始由“奉天子”变成“挟天子”。这个转变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是早有预谋还是顺其自然，现在已经弄不清了。反正曹操越来越专横，越来越跋扈，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皇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是从“被尊奉”变成了“被软禁”，终于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发生了所谓“衣带诏”事件。这件事《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当是事实。《三国志??先主传》说：“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事觉。承等皆伏诛。”《后汉书??献帝纪》也说：“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仲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我们知道，汉献帝是在动乱中和灾难中成长起来的，早就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忍无可忍，应该不会下此密诏，可见曹操当时猖狂到什么程度。（不过这事也很难讲，因为正史所载也未必是实。陈迩先生就说“衣带诏”事件“实千古之疑案”，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也表示怀疑。）

说到原因——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士族已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垄断丁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这就差不多掌控了这个国家。曹操想建立一个“寒门法家”的非士族政权，必须大力打压士族地主阶级；而做为现行地主阶级名义领袖的皇帝，自然就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压对象（同时也是利用对象）。

建安五年 203年

从谥法上看，刘协谥号为“孝献皇帝”，孝是汉朝皇帝谥号的惯例，而后一字的含义是“聪明睿哲曰献 ，知质有圣曰献”，由此可见“献”是一个美谥，而刘协也当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有史实为凭，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故事，董卓问话，少帝刘辩语无伦次，而刘协却答的头头是道，于是这位大汉朝的末代皇帝坐上了皇帝宝座。既然刘协少年聪颖，那他在因年幼而成群雄傀儡之后，他为什麽不能凭借奇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呢？

　　董卓，李傕、郭汜掌权时间不长，而且那时献帝年幼也还不具备发动政变的可能，于是与权臣真正的斗争是开始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先是不断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博得刘协和朝中大臣们的好感，紧接下来就带着汉献帝迁都于许昌，此时也许献帝还没意识到危险的来临，还加封曹操为大将军。之后曹操开始打击异己，集大权于一身，终于献帝感觉到了曹操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安定汉室江山的“贤臣”。

　　　　此时献帝犯了他夺权的第一个错误，他打草惊蛇了，他居然对曹操说：“你若要辅助我，就要宽厚一些；否则，你就开恩把我抛开罢。”曹操的反应是大惊失色，这也能看出作为名义上最高统治者还是有些权威的，不然也不会使曹操惊惧如此。然而他却忘了前车之鉴，就是他的祖先，就是他的前任——汉质帝刘缵，当时外戚梁冀当权，他在朝堂上之上当着梁冀的面，对文武百官说：“真是个跋扈将军！”就因为这一句话梁冀被梁冀毒杀。对于质帝来说，他不过是8、9岁的一个孩子，他说出这样的话情有可原，而献帝说上面这话时却已经成年，难道还如此卤莽？

下一次，献帝在某政权就是在十几年后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了，伏皇后又因早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及曹操的残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结果很惨，几乎没有什麽下文可言，“发闻，后废黜死”牵连到的伏皇后和其两个儿子及伏氏宗族一百多人都被处死。

　　这就没什麽意义了，这时候，曹操权位如日中天，别说朝中，就是整个天下也没有谁的势力可同、曹操相比，谁有本事去"勤王"呢？靠远在西川，刚刚有了立足之地的刘备吗？

　　　献帝的两次失败，除去不够机密外，还有一个原因非常重要，他干什麽非要借助外兵除曹操，难道不能用宦官？难道不能擒贼擒王？杀了曹操看谁还有话说！曹操长期不立世子，直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丕合法继承人的地位方才正式确立。因而此前一旦曹操身死，何人主政将成为重大问题，曹氏兄弟首先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何况曹操手下也不是没有人无视汉帝。因而我觉得曹操一死，献帝大有可能主掌朝政。

　　所以，献帝完全有条件效仿先皇来了“如厕议事”，计除权臣。当然曹操一代英雄自不是不学无术的梁冀可比，但是献帝毕竟是皇帝，他还不至于无一亲近之人？曹操起码的礼节还要讲吧？在皇宫动手也还可以吧？千多年后的异族康熙不是做到了吗？然而献帝对此连试都没试，难道他怕死吗？我想曹操既然不愿为帝，他就不想背弑君之名，再说，献帝也不会惜命吧？做个傀儡战战兢兢还不如壮烈而死。此点在曹家子孙身上就表现出应有的果敢。

　　此后，献帝彻底失去了抗争的可能，因为连他枕边人都成了曹家女子，曹操已然是国丈，一切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连他尝试的机会都不再有。现在他只能去指望有人可救他于危难，好在毕竟大汉还有忠臣，“党锢之祸”中党人的气节还有所保留，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时有京兆全祎，字德伟，自以代为汉臣，乃发愤，与耿纪、韦晃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后汉书》注）“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三国志》）结果“事败，夷三族。”《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曰：“收纪、晃等，将斩之，纪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晃顿首搏颊，以至于死。”汉臣虽肯死节，有能如何？

　　大汉自此也就真的成为历史，成为后人凭吊的回忆了。

　　《后汉书》对献帝的评语说：“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诚然，天命如此，人力实难违之，献帝可悲可叹，却也无奈了。

　　天时，地利，人和，献帝不占其一，想成功，真的很难很难，但他虽聪明，在政治斗争中还是显得稚嫩，时机，保密，方法都不够深思熟虑，注定他只能为一生傀儡，为亡国之君

　　毕竟献帝不凡，最终还是走上了反抗曹操的道路，第一次交锋就是名扬后世的“玉带诏”之役。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献帝18岁，应该说他已进入一个成熟时期，一系列行动也算是雷厉风行，任命外戚董承为车骑将军，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授意董承联络汉室大臣诸侯，联合铲除曹操。可他最终却未动而败，，如此机密之事竟然被曹操获悉，以至于“除曹”尚未开始，与谋者董承、吴子兰、种辑等人就在次年被灭三族了。曹操有耳目，可难道真能神通广大如斯？恐怕还是献帝谋事不密要占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过献帝这次行动的时机的确是可圈可点的，建安四年年底曹操离开许昌，亲率大军进驻官渡，如果夺权在之后即将拉开的官渡之战中开始，那成功的几率是不小的，只不过曹操这麽精明的人，实在不会给你献帝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他不会留下后顾之忧。。所以献帝还是操之过急了，为什麽不等到曹操走后，与袁绍对峙之时，再策划发动夺权政变？当然献帝不可能未卜先知，然而这也足以看出献帝毕竟是年纪尚轻，急于求成。

如以上回答内容为低俗、色情、不良、暴力、侵权、涉及违法等信息，可以点下面链接进行举报！

点此我要举报以上问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