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怎么回事

轴心时代，在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是巧合？是天命？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在雅思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思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思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准确而合适的名字。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突现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来临并非空穴来风，它的种种新元素并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逻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第二轴心时代的凯逻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其主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在中国，就文化学及宗教学领域而言，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光沪、杨慧林，北京大学的汤一介、乐黛云，浙江大学的王志成（释弘智/Anselm Wang/Krishna Ananda Wang）、思竹等，在诸宗教／文化的对话、关系和未来等主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和思竹等人的合作，已出版宗教学的几部重要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等等。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二零零四年三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一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长。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开放，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实上，她本身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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