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为什么毁堤淹田

明朝嘉靖年间为什么毁堤淹田

问题在于八个字：急功近利、巧取豪夺。
第一，急功近利。嘉靖帝和内阁议事，上来就要把一半的农田改为桑田，推行这项国策的人提出了“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织造局直接和洋人签订了五十万匹丝绸出口的合同。在“改稻为桑”的推行地浙江，素来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浙江的耕地面积并不大，每年需要从外省调拨七百万石粮食。胡宗宪指出，事缓则圆，一年的事要分三年来做，打通各省粮食市场，保证粮食的供应，稳定粮价，逐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1333363376437步推行“改农为桑”。
第二，巧取豪夺。用这四个字形容或许是高估他们了，当时的浙江官员几乎都是严党的人，他们想的是趁机兼并土地，然后将产的丝卖给官商沈一石发财。“改稻为桑”准备在浙江推行时，第一批秧苗已经插下去了，杭州知府马宁远的做法是调集士兵来踏苗，遇到反抗便污蔑其通倭，后来被胡宗宪制止。强制不成，郑泌昌、何茂等人便趁着午讯毁堤淹田，把浙江杭州九个县全淹了，然后趁机用粮食低价购田。在胡宗宪等人的努力下，最终通过分洪的方式只淹了两个县。

对于百姓来说，按照公允价值丰年五十石一亩，歉年四十石一亩，“改稻为桑”也未尝不可。但是严党的想法是，低价购地，趁机发一笔大财，借着淹田以十石一亩来收购，好好的一项国策变成了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激起了海瑞等有良知的官员的反对与阻挠。

稻的背后是农业、民生，是关系到千万老百姓吃饭的大问题；而桑的背后是商业、财政，事关国家经济发展。桑很重要，但不能以毁了老百姓的饭碗为代价。
“改稻为桑”这一事件是虚构的，但其背后的利益博弈却是贯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面对财政危机，帝王往往想的是加征赋税或是采取急功近利的政策，其后果往往是牺牲了长期的发展。加税，上策永远是提振经济，通过贸易的繁荣来增加税收，依靠税率的提高或是征到N年后，无异于饮鸩止渴。

据《明史》所述是“改稻为桑”原由所起； 具体详情不得而知，只是《明史》详录的仅仅是简略而过。

被严世蕃蒙蔽的严嵩等不见胡宗宪，内心对胡宗宪不免疏远了起来。而严世蕃也已经为胡宗宪写好了辞呈，逼胡宗宪请辞。嘉靖帝已经提前从杨金水口中，得知浙江“毁堤淹田”确为严世蕃指使，也明白胡宗宪是个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肯实心用事的人。浙江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又有倭寇入侵，百姓还得安抚，东南只有胡宗宪能镇得住。但国库空虚，嘉靖帝明知严党层层盘剥，也还得靠严党去敛财，浙江的事又必须尽快执行。于是嘉靖帝接受了严嵩的建议，让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只任浙直总督一职。令其既能够把握大局，又能专心剿倭，打通海上的商路，保证对外贸易正常进行。同时，嘉靖帝也肯定了裕王派往浙江的谭纶，并鼓励裕王继续派人，以免严党肆无忌惮激起民变。严党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早已引起朝廷清流的不满。这次严党又干出毁堤淹田伤天害理的事，张居正在裕王府议事时更是义愤填膺，气急之下打算干脆让浙江乱了，一举推翻严党。李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1333363376437妃出面劝解，直陈大明朝不是严家的大明朝，更不是严党底下那些贪官豪强的大明朝，严党鱼肉百姓。裕王是皇储，却不能意气用事，还有世子都是将来的皇帝，是大明朝所有的百姓的君父，没有君父看着子民受难，却袖手旁观的!胡宗宪尚且知道爱护自己任地的百姓，裕王和忠臣们更不应该视若无睹。李妃虽为女流，但素来因能往大处想、见识过人为徐阶、高拱、张居正、谭纶所敬重。一番话，又让张居正和谭纶折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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