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何以孝治天下？

如题，拜求。

“以孝治天下”是一种统治手段、政治策略。其中心思想就是，在家若能尽孝，为国方能尽忠。

秦汉之际流行的儒家著作《孝经》中所宣扬的一种社会政治伦理主张,也是汉代统治者大力推行的治国方针。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是人们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行、只要认真推行孝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和社会。《孝经》宣扬孝道的唯一宗旨,就是实行“孝治”。“孝治天下”、“孝顺天下”,是贯穿在《孝经》中的最重要的思想。所谓“治”,就是认为“孝”可以“治家”、“治国”,“治天下”。

孔子说∶“从前圣明的君王是以孝道治理天下的，即便是对极卑微的小国的臣属也不遗弃，更何况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了。所以会得到各诸侯国臣民的欢心，使他们奉祀先王。治理一个封国的诸侯，即便是对失去妻子的男人和丧夫守寡的女人也不敢欺侮，更何况对他属下的臣民百姓了，所以会得到老百姓的欢心，使他们帮助诸侯祭祀祖先。治理自己卿邑的卿大夫，即便对于臣仆婢妾也不失礼，更何况对其妻子、儿女了，所以会得到众人的欢心，便他们乐意奉事其父母亲。只有这样，才会让父母双亲在世时安乐、祥和地生活，死后成为鬼神享受到后代的祭祖。因此也就能够使天下祥和太平，自然灾害不发生，人为的祸乱不会出现。所以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诗经·大雅·仰之》篇中说∶‘天子有伟大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会归顺他。’”

百善孝为先~~~！！

这篇可以借鉴一下！ 　　晋朝的“以孝治天下” 　　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没有引起后世史家关注，许多史书上提都不提，远不如清谈玄言那样引来议论纷纷。看来既非特点，又无成效，与天下治乱几乎无关。这是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鲁迅指出：“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政策的基础便是虚伪的，其无助于治国，固宜。 　　但决不是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有一条传统的老规矩：大家明知是演戏，当不得真的，却必须一本正经地演下去。翻开两晋史籍，可知当时这出戏谈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晋书•孝友传》载孝子14人，不算多；而列传所载，称“性至孝”“居丧以孝闻”者，笔者略计有55人，超过《孝友传》三倍。后世列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晋武帝的元老重臣。脍炙人口的李密《陈情表》，更以其纯孝至情感动了后代无数读书人。以“酌贪泉而觉爽”著名的吴隐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后丧期间只吃点咸菜下饭，咸菜的味道吃起来特美(那是当然的)；他就连咸菜也扔掉了。殷仲堪瞎了一只眼，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晋书》本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文学家庾阐守孝更艰苦：他母亲和哥哥在项城，石勒破城时都遇难而死，“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这么多年不梳头不洗发，真够受的。 　　孝既是朝廷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孝当然成了严重的罪行。《世说•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日；“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不孝之罪甚于谋反，可谓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王敦看此人颇有才能，继位后会碍自己的手脚，“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后来谎言被温峤当众戳穿，此事未行。 　　要搞臭敌人，必揭发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吵起架来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发不孝。河南尹庾纯与司空贾充在宴会上争吵起来，贾骂庾：“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庾反骂：“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父老不归供养”属于不孝，因为按周礼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此即“三王养老之制”。 　　孝的道德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 　　综上可见，“以孝治天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有不少动作。 　　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孝武帝纪》：“宁康三年九月，帝讲《孝经》。”《车胤传》：“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个活动相当隆重。 　　朝廷议礼，特别是丧礼，更为频繁，《晋书礼志》有集中的记载，散见于诸传者亦多。因丧礼与孝道直接相关，故十分重视。“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张)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张辅传)有的问题处理过严，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司马睿为丞相时，“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频等三十余人同会。”这个宴会迟一天举办就没事了，现在提早一天，论起来还在妇服期内，就违反了礼制。以“刻碎”著称的丞相司直刘隗，居然提出弹劾；丞相作出处理：梁龛免官、削爵；参加“非礼”宴会的周颉等三十余人都夺俸一月(《刘隗传》)。 　　相当有力的一项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羹，因在父丧期内，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阎缵是位忠直之士，少时父亲去世，继母诬陷他盗窃了父亲遗留的金宝，告到官府，遂“被清议十余年”。此类事例还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然而司马氏办事仍难免棘手，因为碰上了孝与忠的矛盾。 　　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晋书•庾纯传》)。 　　谈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周处慨叹；“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 　　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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