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儒家生死观对中国古代作家的影响。2500字。急寻

论述儒家生死观对中国古代作家的影响。2500字。急寻

《论语》曾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围绕管仲是否应该自杀、不自杀是否合于仁德等问题的讨论。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纠的师傅，当公子纠被其兄齐桓公杀害后，召忽自杀，这体现了对于君主的忠诚，是符合当时所要求的君臣之义的道德行为。但是管仲不但没有自杀，反而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帮助齐桓公成就了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对此，子路和子贡都提出了疑问，认为管仲没有仁德，而孔子的回答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来，管仲帮助和辅佐齐桓公得以不用武力而多次召集诸侯盟会，同时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百姓一直蒙受到他的好处和恩惠，而没有“被发左衽”沦为夷狄，这些都是管仲的仁德，我们不能要求他像普通男女那样讲求小节小信，自杀于山沟之中。可见，在生死面前究竟何去何从，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关键是看其目的和效果，如果选择生是为了大众百姓，是为了成就更大的仁，那么这种选择就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孔子对于管仲没有选择自杀轻生的行为和不做无谓牺牲的人生态度不仅没有加以指责，而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称其“如其仁，如其仁”。
　　正是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关爱和珍惜的理念，儒家注重养生，主张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益寿延年的目的。《尚书·洪范》把长寿作为人生五大幸福之首，而把不得善终作为人生六大不幸之一。孔子曾提出“君子有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里，孔子根据不同年龄段人们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修身养性的不同要求。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生活，不可以伤害身体，更不能危及生命，这是人们进行道德修养，达到君子的理想人格所必须要做到的，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身体基础和前提。
三、儒家主张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他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他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
　　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里，孔子以“见义不为”为“无勇”，认为见到该做的事，即使面临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才是真正的勇、最大的勇。荀子也把“重死持义”视为“士君子之勇”，他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与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主张相一致，孔子把对于真理的追求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他主张以身殉道，提出“仁以为己任”，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认为为了真理(道)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也是无怨无悔的。朱熹的话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备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隗。”
　　孟子在谈到生死问题时也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孟子还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在应该挺身而出的时侯，决不能怯懦退缩，袖手旁观，否则就是贪生怕死，不仁不义；为了坚持道义，就应该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乃至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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