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尚用文论思想与实用主义有无区别

王充的尚用文论思想与实用主义有无区别

王充批判的就是这种流俗型的“天人感应论”，即天报善恶论。而他之所以要批判这样的“天人感应论”，又与他的人生经历和由人生经历而形成的社会、人生观大有关系。王充出身“孤门细族”(《论衡·自纪篇》)，在讲究门弟的汉代社会难免求仕无门，王充又有强烈的功名心，这种欲达而未能达的矛盾在王充那里是很突出的;王充生性好走极端，往往过份而不必要地“疾俗情”，因而使自己常常处于与环境对立的情态之中。这样，当王充因不成功而强烈地感受到环境的鄙夷和压迫时，他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经验，并逐渐形成了“性”“命”分途的观点。所谓“性”、“命”分途，说白了就是人的万翩故所为与人的所得所遇无关。王充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好坏、才智高低、能力强弱，由“性”和“才”来决定，而他的贫富贵贱、穷达寿夭，则由“命”管着。在社会的领域，君主的品德优劣，是否想治理好天下与君主的“性”和“才”有关，而天下能否达到治的境界则由“国命”来决定。《论衡》的第一篇叫《逢遇篇》，该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第二篇《累害篇》，言“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第三篇《命禄篇》，则言“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论衡》开篇的那一组关于性与命的文章，讨论的都是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的问题。王充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结论是:“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禄篇》)据专家考证，论性命的那组文章是王充晚年的作品，但在王充手定的《论衡》卷次中，它们却排列最前，成为开卷即见的篇目，由此可知王充对性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王充断然割裂性与命，把人的所做所为划归“性”的范围，而把人的所得所遇划归“命”的范围，强调人可以由性之本然而求之，却只能由命之定数而得之。这样一个王充，当然接受不了流俗型的“天人感应论”，因为后者正是在“天人感应”的形式下，在人的所做所为与人的所得所遇之阿建立起了因果关系，并且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所具有的深厚意蕴王充是否理解了，不好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王充批判的不是董仲舒的而是流俗型的“天人感应论”。他之所以要批判这样的“天人感应论”，又是为了割断人的行为与其际遇之间的因果联系。在王充看来，流俗型的“天人感应论”混淆“性”与“命”，所以是荒谬(妄)的。
　　批判“天人感应论”是王充思想的特色之一，也是王充在现代多受褒扬的重要原因。“五四”以来，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人开始在近代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以科学的手段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天人感应论”及其影响下所孽生的种种迷信暴露出其神秘和怪诞的色彩，因此遭到现代中国人的批评和摈弃，而王充却因为批判“天人感应论”而大受表扬。这种赞赏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种赞赏态度的背后，却隐含着对王充思想的一种深刻误解，即认为王充与“天人感应论”的对立，是科学与迷信的对立。以今天的科学立场来看，“天人感应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神秘的超物理的感应关系，固然可以划归迷信一类，但反对它的王充，却未必站在科学的立场。细读《论衡》将会发现，王充之所以批判“天人感应论”，并不是因为它不“科学”，而是因为它蕴含了王充所不能接受的价值观念;他的批判目的也不是开拓一条更真实地认识自然的道路，而是表达他本人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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