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蛇者说》与作者简介

《捕蛇者说》与作者简介

摘自百度百科内容

《捕蛇者说》，出自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散文名篇。文本抓住蛇毒与苛政之毒的联系，巧用对比，通过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文章笔锋犀利，文情并茂，堪称散文中的杰作。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颂。该文被收入语文版九年级上册，苏教版九年级上册。
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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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公元755年安禄山之乱后，中央政权与藩镇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人民加重赋税。史书记载：中唐赋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两税外，加征种种苛税。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灾，无疑雪上加霜，他们纷纷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
柳宗元在唐顺宗时期，参与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因反对派的强烈反抗，革新运动一百四十多天后失败，顺宗退位，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的十年期间，柳宗元大量地接触下层，目睹当地人民“非死则徙尔”的悲惨景象，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借此体察民情，推行善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听到有蒋氏者“专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进步的思想和身边的素材构思了这篇《捕蛇者说》，以“贬时弊与抒孤愤”。[5] [6]

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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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赏析
揭露现实
《捕蛇者说》揭露了当时“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的社会现实。文章由异蛇引出异事，由异事导出异理，即由蛇、征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说依次刻画描写，以蛇毒与赋敛之毒相对举而成文。叙事开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议。全文先事后理、因前果后，处处设比，文风委婉曲折，波澜纵横，脉络清晰，层层递进。
内容索引
内容结构上，作者以“蛇”为线索，步步深入地展开文字。全文以蛇开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产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说的顺序步步递进，最后得出结论。虽然题为“捕蛇者说”，却不径从蒋氏叙起，而从“永州之野产异蛇”下笔。
笔锋奇异
写蛇，饰之以“异”，使人醒目动心，便于为下文决口导流。写蛇之“异”，由外及内，从形到质。写性之异，一为有剧毒：“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尽死” 、“无御”极言蛇毒之烈。一为大利：可以去毒疗疮治病。
写性异，分出相对立的大毒大利两支，再以“赋”将这两支纽结起来。因有大利，才会造成“太医以王命聚之”。蛇能治病，为医家所重，为太医所重，更见其功效之大。正因为被皇家的医官重视，才会“以王命聚之” 。“王命聚之”，不仅说明蛇有大用，也反映了蛇有剧毒，一般地求之不得，买之不能，非以最高权力的“王命”不可。
可是，虽令出于帝王，也不过“岁赋其二”，仍然不容易得到，这更显示了人们害怕毒蛇的程度。正因为皇家既要蛇，又不易得到蛇，才迫使官府采取“当其租入”的办法。
租，是王室赖以活命之本；蛇，乃王室借以保命之物。纳租，属于王事；征蛇，出于王命。由于蛇和租在王家的利益上一致，这才出现了“ 当其租入”的措施，将两种本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结起来。这一联结，也就为永州人冒死捕蛇埋上了伏线，为将蛇毒与赋毒比较立下了伏笔。
写作艺术
由异蛇引出异事，由异事导出异理——由蛇写到捕蛇，由捕蛇者写到捕蛇者说，先事后理，因前果后，脉络清晰，层层递进。作者以“蛇毒”为陪衬，通过反复对比揭示主题。
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善用衬托与对比以突出重点；表达方式以叙事为主，辅以议论点明中心，以抒情强化感染力。
写作梗概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第三部分即文章结尾段，是议论和抒情的完美结合。作者听完蒋氏的话后，深受震动。引用孔子的话可谓恰到好处，由“苛政猛于虎”类推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乎”这一结论，并且用“蛇毒”衬托“赋毒”。“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则是作者写作此文的根本目的。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无奈：自己如今位卑权轻，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那些视察民风的封建官员。卒章显志的同时也增强了文章情感上的感染力，读来令人倍感愤懑。[5] [8]
蒋氏的这番话，继续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亲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亲们的惊恐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
文章从多角度进行对比，从各层面揭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死亡与生存的对比：文章以其乡邻60年来由于苛赋之迫而“非死则徙”的遭遇与蒋氏“以捕蛇独存”的状况作对比，触目惊心地表明“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乡邻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蒋氏“一岁之犯死者二焉”。诸多对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题。

名家点评
北宋文学家苏轼：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9]
明末清初藏书家、文学家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只就“苛政猛于虎”一语，发出一篇妙文。中间写悍吏之催科，赋役之烦扰，十室九空，一字十泪，中谷哀猿，莫尽其惨。然都就蒋氏口中说出，子厚只代述得一遍。以叙事起，入蒋氏语，出一“悲”字，后以“闻而愈悲”自相叫应。结乃明言著说之旨。一片悯时深思、忧民至意，拂拂从纸上浮出，莫作小文字观。”[10]
明朝进士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簿，上之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看可见。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此篇借题发挥，总言赋敛之害，民穷而徒，徒而死，渐归于尽。凄咽之音，不忍多读。其言三世六十岁者，盖自元和追计六十年以前，乃天宝六、七年间，正当盛时，催科无忧。嗣安史乱后，历肃、代、德、顺四宗，皆在六十年以内，其下语俱有斟酌，煞是奇文。”[10]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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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芮城、运城一带），世称

柳河东，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他参加了主张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任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因又称柳柳州

《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即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芮城、运城一带），世称柳河东，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他参加了主张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任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因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捕蛇者说》，出自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散文名篇。文本抓住蛇毒与苛政之毒的联系，巧用对比，通过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文章笔锋犀利，文情并茂，堪称散文中的杰作。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颂。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芮城、运城一带），世称柳河东，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他参加了主张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任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因又称柳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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