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财政政策的内容及政策效力

简述一下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方式从直接转向间接,调控对象从企业转向市场,调控活动从条块集中到中央。初步形成了在中央统一协调下,以计划、财税、金融部门为主,以间接手段调控引导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模式。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前,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是:财政金融政策伴随的风险加大；宏观调控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宏观调控各部门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针对这些问题,应该通过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进一步理顺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的关系；完善规则,强化监督,加快立法。尽快将宏观调控活动纳入规范、有序、合法、透明的轨道。

我国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宏观调控措施伴随的风险加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从控制需求过热、治理通货膨胀转向刺激需求、消除通货紧缩。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近年来连续发行建设国债,保持较大规模的国债投资,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加的也较多。此外由于财政性投资还缺少规范和严密的管理和监督,透明度也较低,国债投资也存在一定的低效率、伴随一定的资金回收风险。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稳健",由于金融制度和监管还不完善,因此在扩大货币供给,增加信贷投放的同时,不良贷款的风险也在增加。此外,在财政收支紧张的情况下,一些财政性风险在向银行转移。例如以出口退税额作为抵押条件取得银行贷款资金等。总体看,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二、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仍然偏多。当前宏观调控中仍然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特别近年来市场偏冷的形势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增加,行政干预的色彩也有所增强。一是政府直接投资规模扩大,持续时间较长。政府部门对投资的调控偏重项目审批,由于投资决策与风险责任不对称,决策者利益与项目效益没有密切联系,影响了投资的效果。二是在一些方面出现了过度干预的现象。如不恰当地限制市场准入,控制市场价格,限制竞争,保护落后。三是当经济开始升温时,为了防止新的过热,在信贷资金和土地批租方面有些数量、规模控制等直接管理的方法又开始恢复。而一些市场调节措施,例如减税、调整利率等使用的较少,效果也不明显。总体看,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和直接管理的方法仍然较多,一些经济手段的调控效果也还不够好。宏观调控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

三、宏观调控各部门间的关系不尽协调。经过1998年和2003年的两次政府机构改革,宏观调控部门机构重叠和职责不清的问题得到缓解,但并未彻底根除。宏观调控中的越位和缺位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一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还不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由于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难以及时配合；货币政策的一些操作措施对财政政策的操作有时则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导致国债利率降低,给财政的国债发行造成压力；财政政策的一些操作措施增大了银行的金融风险,例如出口退税转为银行的抵押贷款。二是某些调控活动还不够统一。例如预算编制中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分别设置；行政事业性收费财政部管立项,其他相关部门管标准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互脱节,产生管理漏洞的可能。

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方向

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宏观调控的方法、对象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性质；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取决于特定时期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特点。因此,探讨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方向,首先需要考虑未来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情况。

一、经济运行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刺激需求、控制风险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综合国力有巨大提高的基础上,到1990年代中期,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普遍紧缺已经转变为相对过剩。市场供求总格局的这种变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表明经济增长已经由供给约束为主的阶段转入需求约束为主的阶段。当前虽然国内消费和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速,但供给跟进增长的能力比较强大。一些需求热点,例如电子通讯、汽车、房地产等,价格不升反降。基础原材料和电力紧张的情况,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预计也会很快改变。如果考虑到国际市场的情况和增加进口的潜力,应该说持续的供不应求和通货膨胀不会再次发生。随着经济总量关系的转变,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必然发生变化。经济的周期性繁荣不再是结束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与此联系,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也必须在刺激需求和控制经济风险之间相机抉择。刺激需求时,要尽可能缩小政策措施伴随的风险；在控制经济风险时,要尽可能不影响市场的活力。这些都要求宏观调控必须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实施调节。

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加快发育和完善要素市场时期,宏观调控的内容和传导机制趋于复杂。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产权关系、财产关系会进一步明确,在此基础上,要素市场体系会得到较快发展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仅表现在商品生产方面,而且将深入到生产要素配置方面。在金融方面,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间的资金将相互流动、相互制约；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融合的程度会不断提高,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间也会形成更密切的关系。利润、利息、税率等影响资本收益的因素对社会资金供求总量的影响会不断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内容和传导机制都趋于复杂。

三、我国经济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与国际接轨,对宏观调控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必然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这就要求宏观调控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运行的情况,也必须考虑国际经济运行的情况；宏观调控的方式不仅符合国内情况,也要与国际规则接轨。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若干建议

一、理顺宏观调控各部门的关系,规范稳定各自的职能。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根据报告的精神理顺计划、金融、财政等宏观调控部门间的关系。计划的职能目前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从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全局进行谋划,提出调控目标；其二是具体安排政府的直接投资项目。由于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需要由政府提供,因此从未来看,这两个方面的职能都要保留。从改革方向看,计划今后突出提出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支出的安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78988e69d8331333234313434排则宜集中到财政部门。从财政职能看,重点要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各级财政支出首先应保证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财政支出的也应尽可能引导社会资金参与,财政资金不能再投入一般竞争性产业。金融方面,从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透明度,针对货币市场、资金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控角度看,应该加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对货币政策调整的直接行政干预。政府主要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目标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收支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则需要在财政和央行各自的规则范围内按程序进行。

二、加强立法,在法律规范下实施宏观调控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该逐步用法律方式稳定和规范宏观调控的模式,包括部门设置、部门职能和权限的界定等。积极创造条件,制定国家计划法、投资法、财产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通过法律法规,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还应该加强促进新兴产业特别是关于知识经济方面的立法,例如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法、信息法、电子商务法等。政府要在法律规范内,依法进行宏观调控活动。

三、加快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当前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的作用不理想,调控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都与宏观调控的基础不完善有关。例如银行和金融企业的内在机制不完善,权、责、利关系不对称,造成了国家承担大部分的金融风险责任,同时以行政手段(控制不良贷款比例等)约束大多数的金融活动,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调控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又如财税体制不完善,财政支出还不够规范和透明、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够一致、税收体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增加了财政政策的风险,限制了减税措施的实施。要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展,尽快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

下面的网址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再给你一篇文章参考一下： 近七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评述 ——兼评经济增长模式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宏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局部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项目，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 希望采纳

宏观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手段两个方面。 　　财政政策是西方国家政府根据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西方学者一般把财政政策定义为：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总水平而对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进行的选择或对政府收入和支出水平所作出的决策。 　　西方经济学认为，财政政策要逆对经济风向行事。当总支出不足、失业持续增加的时候，政府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刺激总支出，以解决衰退和失业问题；相反，当总支出过多、价格水平持续上涨的时候，政府要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抑制总支出，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种交替使用的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被称为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失业率连续两三个月超过一定数值，或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连续两三个月下降时，政府就要考虑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措施；反之，当一般价格水平上升幅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政府就要考虑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措施。 　　西方学者对国家预算收支是否应该平衡的看法大致分为三类：

(1)年度平衡预算。年度平衡预算要求每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这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以前被普遍采取的政策原则。后来这个原则遭到凯恩斯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认为，衰退时，税收必然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为了减少赤字，只有减少政府支出或提高税率，其结果会加深衰退；当通货膨胀存在时，税收必然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为了减少盈余，只有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税率，其结果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总之，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年度平衡预算会使经济波动更为严重。

(2)周期平衡预算。周期平衡预算又名瑞典预算，它是30年代首先在瑞典出现的一种预算。这种财算用经济周期代替财政年度，它不要求财政收支在每一财政年度中平衡，而只要求在一个周期中平衡。

(3)职能财政。按照职能财政制度，预算平衡不是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要保证经济社会处于持续增长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为此，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实行赤字预算；通货膨胀时，政府财政预算应有结余。政府增加收入的办法不应只限于增加税收和增加公债，还可以增发货币。主张职能的西方学者认为，职能财政的预算应是一种不平衡预算，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方面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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