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别称有哪些

人的别称有哪些

是自称吗 余 孤 寡人

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的存在真的是“偶然”的吗？我们是否有“使命”？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是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不一样的吗？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人类的存在共同意义，也就是类存意义：【导存】（引导自己、家人、社会、地方、国家、宇宙、爱情、亲情、友情、某事物、衣食住行、未来、真理、理想、梦想、开心等的更好存在） 个人的特殊存在意义，也就是殊存意义：对特定事物的【导存】（一般是人们的留恋物/人，如爱人、亲人、“宝物”等） 那么怎样更好的完成我们的使命呢？ 其实只要我们活着，那就已经在完成我们的使命了，只是完成使命的大小不同而已。 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们活着，那么我们就是和整个人类或生物界分工合作，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创造事物和保护宇宙（毕竟，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的话，您连乞丐也做不成了，更不要说有那么多产品可以消费；而且就算你没有直接的保护宇宙，但是就是因为有了你的分工，所以才有了那些专业保卫宇宙的人们）。 因此，您可以将其他人看作是自己为了更好保护宇宙和壮大宇宙（创造事物），而繁衍出来的“分身”，是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拥有不同生理特征的“自己”；只是如果你要让“另外的自己”去帮助自己做事，那么就必须通过特定的渠道如“金钱”、“情感”等进行合作（但总比没有好）。 那么如何更好的完成我们的“使命”呢？ 首先我们自身的情感如“使命感”、“伟大感”、“神圣感”等将会作为“最深层次的乐趣”来引导我们更好的完成使命，而关心身边人，关心这个社会，关心周围的一切，让关怀引导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其次，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情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引导“宇宙”和“自己”的存在；那么我们还不如主动的去做一些可以产生“更多”、“更长”、“更深层次”的“人生乐趣”的事情，从而更好完成自己的使命。 比如：探索、研究、发现、制造、发明、正当经商、认真工作（制造好产品，做好分工）、进行公益活动、环保、消除恶性不平等、消除战争、消除经济危机、让每个人干的活都很值钱；从而使自己的心灵生活在天堂之中。 人们有些为了“环保”，有些为了“国家”，有些为了“父母”、有些为了“自己”；在紧急的关头，人们总是有不同的抉择，但是也许在一个更紧急的关头，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抉择，那就是：当自己的所做的事情直接关系到“宇宙”或“世界”之“存亡”的时候！因为不管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他们都必须首先确保“宇宙”或“世界”的“存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都是害怕被消亡的，但很微 宇宙天体妙的是，这种感觉的来源却是两种基本对立的感觉------罪性与爱心------害怕得到会失去，害怕再也看不见最爱的人。人类在最后关头总会体现出自身内心最挂念的，所以换句话来说人类只是在为了保护自己的所爱而存在的，而“保护宇宙”反而成为了这个诱因下的一个最终结果。这同时也引出了一个永恒主题------人类要保护宇宙，就是自己的“父母”，就必须付出“爱”，没有爱，也谈不上“维护世界和平”这样一个虚无的话题；没有爱，也更谈不上人类的生存价值；没有爱，我们甚至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每个人的“能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也许你不能直接的“保护宇宙”或做出对人类有多大“贡献”的事情来，但是因为有了你的分工，所以才有了那些专业保卫宇宙的人们和做更大贡献的人们。 所以我们努力的去做对社会、人类、宇宙更有利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就算我们平淡一生，我们也将无怨无悔，毕竟“只要我们活着，那就已经在完成我们的使命了，只是完成使命的大小不同而已”。

下面是摘自启良的《中国文明史》，挺新鲜挺有道理的，希望对解决楼主的问题有点帮忙： 

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字架 
“士志于道”，是衡量士的标准，本身就为很崇高的思想，它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德，亦为中华文明所需，然而这非但难以落实反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十分沉重的十字架。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主体人格的失却，乃至千百年的血泪史，无不根源于此。因为德治主义只能营造不道德的社会，而知识分子同道的关系又使他们不可能充当道的使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群特殊的群体。 

一、中心与边缘之间。士居四民之首，是社会意识先驱是思想文化的引路人，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己处在历史中心的位置，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中不可或缺，故以社会批判的角色而品评时评议论人物。可士实则又处在边缘的位置：作为社会阶层的士，既无经济基础亦无相应的政治地位，有才能却不能独立生活，有理想却只能劝说他人实践，与日俱增难堪的是其理想乃至治国方略可能被看成一钱不值满口胡说。——不过士并没有认为自己处于边缘状态，而是认为可移风易俗，治国安邦，可为王者师，故很难委曲自己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且道不合者不与之谋。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主客观反差，势必将他们置于堂吉诃德式的可笑地位。 

二、君与民之间。“君为臣纲”，不过虽有愚忠但在理念上他们反对愚忠，而强调君要有君样，桉先王之道塑造自己的形象，其途径就是君主们的自我修养和知识分子帮助修养——处王者师的高度，这为之得意处。故对君主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们看来王之功是其圣明，王之过则是士之过——没尽到士的责任，既负于自己亦负于天下百姓。可悲的是王是否听其忠告他们是没法制约的，只能是苦口婆心且取决于王之良心和判断力，即本为王自己的见识与修为的问题，士揽之而生负罪之心，而与君臣名分连之更感到自己罪不可赦，更甚的是君民始终是一对矛盾，君主将之作为臣民看待甚或讨嫌，士以孟子的人格模式来规范自己，处事横议，自视王之师友，却不无霸业可争时师友即变为臣民。士对于百姓，则是居高临下以救世主的眼光打量芸芸众生，觉得他们是需要自己救拔的受苦受难者，另一方面人民却看之为统治阶级、公子王孙、寄生虫，且从不把谋求解放寄托于他们，要么靠自己铤而走险暴力解决，要么期望圣君清官的出现，从没想到读书会带来什么好处。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人民的关怀意识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且早在两千多年就已提出民本主义主张，但他自己却没有独立身分，既无自己的经济保障亦无自己人身人格的保障，对民众的关心只有依靠朝廷行仁政德治，这既是对君负责又是对民的负责，既忠诚于官本位君本位，又忠诚于民本主义，但在实际的政治行为中，君民是冲突的，士陷入讨好一方却是对另一方的伤害的尴尬。 

三、道与势之间（道统与政统）。先王之道，道势是合二为一的，但实际中则很难，政统往往压倒道统历代儒士大都重道不重势。道为一观念法则，但道统却无组织或制度形式，其之落实只有靠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担当。其体现“道”，但他们无以担当而必须依靠了君主的“势”，即或曰借政统实现道统。由此道统的独立性受损，士本身的独立人格亦难以保障，食君之禄就不可不从政统，道统之体现和落实便委曲于政统，“道”的发扬落实等空想。更重要的是道统的乌托邦成分，其与政统的不协调乃必然之事。士自己却不认识到，不想想二者本身的缺陷，而认定为政者德性修为欠缺，自己作为王者师……因此愈为内疚，愈觉得使命重大，“任重道远”，十字架愈加沉重。

如以上回答内容为低俗、色情、不良、暴力、侵权、涉及违法等信息，可以点下面链接进行举报！

点此我要举报以上问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