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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我”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合欢树”的存在，甚至连搬家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它——“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表明在“我”眼里的“合欢树”并非从一开始就与“母亲”挂钩。重要的是，“我”对“合欢树”的重新认识（或重新发明）是通过他人的询唤完成的：“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合欢树”被回溯性地重新命名并借此获得独特的价值——更确切地说，是经过了误认（开始以为是“含羞草”）到再认的过程；经过邻居，叙述者“我”被询唤为一个将“合欢树”与“母亲”关联起来的主体。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合欢树”理解为一个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征兆”：“征兆是无意义的踪迹，其意义是不能从隐藏在过去的深沟中予以发现和挖掘的，而只能回溯性地构建——分析产生真理；即为征兆提供符号位置和意义的意指框架。……每一次历史断裂，每一个新的主人能指的到来，都回溯性地改变了一切传统所具有的意义，重构了对过去的叙述，使其以另外一种新方式具有可读性。人们把“合欢树”和“母亲”联系在一起，就在这一命名的瞬间，“我”开始赋予这棵曾经被遗忘的合欢树以意义。——那么，“合欢树”就是“母爱”的象征吗？不是。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
……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文章中多次出现“我”不愿意到小院子里看一看，似乎在逃避面对什么东西——是因为“我”愧疚于母亲吗？或许是，但叙述者为什么又说，自己后悔前两年没有推车进去看看？似乎始终有重重困难阻碍叙述者进到小院子里，尽管这些困难其实根本不算困难：“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那么，为什么叙述者始终没有回到母亲曾经住的地方？为什么“我”始终没有去看合欢树？
如果我们把浮在文本表面、看起来容易理解的“母爱”（请注意，文章中没有一处出现这个词，甚至题记中也不是“母爱”，而是“母亲的呼唤”）重新解读为拉康术语中的“幻象”，或许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某种理解。在齐泽克的论述中，“幻象”是与“征兆”相对立的某种话语建构：“征兆暗示、示意某些没有隔绝的、一致的大他者，大他者将回溯性地为其赋予意义；幻象暗示要删除的、阻塞的、隔绝的、非完整、不一致的大他者——这就是说，他填补大他者的空隙。”与其说作者希望借“我”来表达对母亲的歌颂，不如说他早就意识到这样一种歌颂会落入大他者话语（符号秩序）的圈套——“我”想表达的恰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母爱”（及其一系列扮演主人能指角色的能指，如“无私”、“宽容”、“勤劳”、“伟大”等等），而如果读者把“我”不愿意进入小院子，理解为对“母爱”的愧疚心态，其实就与大他者话语相互合谋：重新缝合了文本通过征兆（“合欢树”）而打开的缝隙。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进行论述。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拒绝回到小院子的行为，应该被......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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