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该为自己，还是应为国家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 于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可以感受到了。其主要表现是：一、信仰生活的失 落。人生缺乏一个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尤其可悲的是，人们甚至 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起码认真态度，对之施以哄笑，以无信仰自夸。二、情感生活的缩减。 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识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情感体验失去 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语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诉诸官 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娱乐性传播媒介冒充为文化主流， 绝无文化素养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角，几有席卷天下之势。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不过， 其中又有区别。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 区别。大抵而论，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 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寻回盛世，或者--审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预言 某种末日审判。张承志是当今最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 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相 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竭精殚虑，摇唇鼓舌。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 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 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 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 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 那种外部变化了。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 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 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 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 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 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 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 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 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 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 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 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 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 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 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 ，惟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 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 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 ，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 时的心态是平静的。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 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于如此惶惶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