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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承隋制，官吏的采用主要是通过进士考试录取，所以，不论地方州县还是朝中各部门，凡九品以上的入流官员，绝大部分都是进士及第者。这种考试录取制度，比之汉魏六朝时代的推举制公平进步多了，因为寒门士子也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总有一线希望悬浮在极目远望的高处。但由于当时的泱泱大国之中，士人甚众，而每年春闱入试者数千，录取的人数不过二三十名。这就使应试的举子们每每以落榜收场，每年考中的幸运儿，比之报名应考人数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因此，唐代实行的科举考试，既有选拔官员的实务性，也有笼络士人的策略性。当时即有人以诗评说此举：“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当时的读书士子们，读书的目的只有一个：能考中进士；考中进士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及第为官。如果考不上进士，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做，顶多当个差役人员，没有官职，不入品流，今天的“不入流”之说，就是来自当时对差役人员之所指。由于中进士是这么重要，考中又是那么难，就使得当时的读书士子，多是考了又考，有的人考了十几次，费了青壮年时代的三四十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考上，所以有“五十少进士”之说，表明每年中举的进士中，五十岁以上的人为多数。唐昭宗光化四年（901），诗人曹松进士及第年已过七十岁，与他同榜中进士的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也都七十岁以上，当时人们把这次这样取士称之为“五老榜”。这些人暮年进士及第，很难派上官职，所以都当了校书郎、正字这一类文史馆高级馆员，他们实现的是要解除从青年时代就梦怀的一种进士情结，不解开心中的这块大疙瘩，真是死也不能瞑目。 唐代进士难考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每年取士太少，只能优中选优。之所以取士太少，与唐代官府机构精约有直接关系。当时的及第进士一般委任的官职大多数是下到县级衙门，那里可任的职务是县令、县丞、县尉、主簿，这四个职务皆无副职，只能有了空缺时朝廷才可派人补缺；考中进士的只有状元、殿试对策第一、名次在前五名内，才可能留在朝廷任校书郎、正字一类，或其他不大不小的有名分无实权的官职，而且机会也不多。著名诗人王维是唐代诗人中的唯一的一位状元，初任的官职是大乐丞，又提升了一步才为右拾遗。这种严格有限的编制，多取来进士真也没地方安置。即使取得这样少的进士，有的年头录取之后也“及第”不了———也就是派不上官职。韩愈在贞元八年考上进士，三年后经三次上书给宰相请求官职，才开始有官位。孟郊贞元十二年考上进士，干等了四年，五十岁才派为溧阳县尉。 唐朝的进士考试的内容具有综合性，要求应试的举子必备综合条件和策对能力，仅有聪明、没有苦功不行；仅有书本知识、没有时政了解也不行。这样一全面综合，使当时一些很有名的诗人不止地考试也考不上，始终被抛在进士榜外，杜甫、卢纶、贾岛、陆龟蒙、罗隐等，都为此遗恨终生，贾岛甚至在落榜后还一度出家当了和尚。 在盛唐的进士考试，内容分为三大科目。一为“经史”考试，内含“贴文”、“口义”、“墨义”三项。“贴文”之试是把经书左右行遮蔽，留下的一行中又遮蔽中间三个字，要求写遮蔽的文字；“口义”之试是述说经文之大义；“墨义”之试是以自己的话说出经书文本后的事实。对于上述内容，没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苦读，是不能适应的，很多才子过不了这一关。二是“时务”考试，这是汉代策问的延续，以国内时局和施政中的问题为题目，要求提出看法和对应之策，这是死抠书本的书生和浪漫文人所难以应对的。三是“文艺”品类内容的写作，内含诗赋、杂文（含箴、论、表、赞等文体）。诗文考试皆为命题之作，有时诗有韵限。在考场上的有限时间里，能写出情、辞、义俱佳的诗文，更非易事，连两进考场的杜甫，也没有写出“笔落惊风雨”的作品收存于《杜少陵集》中。 在进士考试中，虽然考场上的考试是人人平等的，但考场之外的差别就大了。当时取进士很注重士子的“文誉”，也就诗文的名声，尤其是朝中的要人、名流的推荐和评价。所以与科举并行的“干谒”和“温卷”之风也很盛行。王维考进士之前以诗作和乐曲奉献于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和玄宗妹妹玉真公主，使原有的艺术影响更为直达禁中。杜牧考试之前所作的《阿房宫赋》即已在国内士子中广为传颂，高具文名，以致考试后，太学博士吴武陵找到主考官崔郾，要他必须录取杜牧，甚至要求取为状元。对于礼部的侍郎来说，把社会上有诗文名声的人取为进士，是对上下左右都方便交代的方法。 在唐代诗人中李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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