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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时间倒退十年乃至二十年，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一种畅销书或者生活指导类书籍，能够卖到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全国上下不分男女老幼左中右，都会捧着大致类似的书籍，谈论着大致类似的公共话题。单纯地看销售数字和影响力，那时候的市场要比如今的市场似乎更大更繁荣。然而，当把这个市场的衡量标准，从一本书的销售量转为书店里会有多少种书和多少类别的书籍的时候，这个市场的繁荣就会变成一个笑话。反观2002年的中国图书市场，没有一本书或者一个类别的书独领风骚，相反，虽然不能说是百花齐放，但是真正做到了“大家都有书卖，大家都有书买，想买什么买什么”。 　　这种转变的到来，得益于中国众多的策划、出版人对市场的介入。在传统的图书出版市场里，作为产品制造者的出版社，总是以“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为己任，为借口——这句话的背后隐含的意思实质上是：“我是出版社，我比你聪明，我要教育你。”出版社的效益价值，并不以金钱为衡量标准，而是以社会效益的良好程度为衡量标准，如此这般，只能够出现大家没办法，都看一本书的情况。如今的出版界，新的市场衡量标准正在缓慢地建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由于市场利益而导致的图书出版行为，日益受到传统标准的围攻和质疑，甚至导致法律纠纷——这实际上是图书出版发展的必然，甚至是一种良好的现象，因为它可以促进市场规则的缓慢建立。本文列举出2002年书界四大“人物”秀，“人物”作为口语名词，还有着一层肯定的含义，比如，这个人是个“人物”，但是，这里的肯定，丝毫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的意思——这也是本文的立足点：拒绝价值判断。 金庸：模仿秀　　众所周知，金庸已经金盆洗手，归隐山林，一心一意做一个有名的人。任何名人都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会是雨过风清水无痕。金庸对于中国大众阅读习惯的影响，正在逐渐展现出来。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缺乏一言九鼎的“人物”，金庸这一“过气”人物的影响力却在中国大地广泛蔓延。由金庸所建立起来的对小说阅读的期待，在网络和后现代的背景之下，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复制”、“粘贴”，转变成了一种语言上的集体模仿秀，集体狂欢节。 　　2002年7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由“网易文化频道”编纂的网络文集《我的射雕时代》，全书收录了网络上众多“金庸模仿秀”的小说和散文，总括其主旨，除了小资，就是自恋——这后一点，和金庸恰好契合。 　　2002年11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文学网站“清韵书院”操作的长篇小说《此间的少年——射雕英雄的大学生涯》，作者江南据说是北京大学人士，小说虚拟了一个北宋年间的汴京大学，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粉墨登场，每个人都陷入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之中。整个小说似乎说明了，以北京大学为背景的汴京大学学子们，除了谈恋爱，不会干别的。这两本书可以算是“金庸模仿秀”的肇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金庸文学”必将成为通俗、搞笑文学中生命力超强的一个门类。 胡坚：跳龙门　　胡坚是2002年度受到媒体最大关注的一个作家。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他的小说好不好，而在于他能不能被免试录取为北京大学学生——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媒体想当然地认为“胡坚的小说的确不错”的程度之上。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同龄人中间，胡坚是一个超级炒作高手，仅凭一本书就能够在国内的传媒界甚至教育界掀起风浪。实际上，“胡坚事件”的意义并不在于胡坚的小说如何、卖出去了多少，而在于传媒、大众、教育界面对这一问题时候的集体心态。 　　传媒总是希望能够寻找到足够的新闻兴奋点。在当下，狗咬人和人咬狗都不是新闻，而中学生热爱文学并且希望上大学却是一个大新闻——现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有人爱文学？对于大众来说，教育往往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整个家庭甚至社会的问题。每年的七月前后，大家关注的都是高考制度和实施过程是否“公平”。对于大众关心的问题，媒体实际上不关心，媒体关心的是，“特长生”如胡坚者的“优先权”问题。在“公平”和“优先”之间，媒体的话语前后矛盾，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彻底失去了公正的底线。 　　胡坚最终凭借着他的《愤青时代》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不是北京大学，而是武汉大学。 春树：赛乳房　　从胡坚之后，中国的2002年出版界，又开始了一轮制作“天才作家”的运动。不管是出版者还是“天才作家”乃至读者，大家都知道，这其中蕴含着大量的利润空间。由于中国正规出版制度的缺乏，除了出版商和印刷厂之外，甚至包括作者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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