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相关问题关于语言学我有几个问题想向高手请教；一,十九世纪语言研究发展成独立的科学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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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电大在线＞专题讲座二：什么是语言学,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2·1 语文学和语言学 2·2·1 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以人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它的性质、起源和结构原理的称为普通语言学,以某一具体语言（例如汉语、英语等）为研究对象的称为××语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等等.具体语言的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因为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都是从具体语言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语言对人的关系犹如空气、水和食物那样,既直接,又重要,因而在二千多年前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之进行研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语言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并对之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经学家或其他什么“家”,研究的对象是记载典籍的书面语,任务主要是解释典籍的确切含义,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服务,因而人们将它称之为语文学.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很晚,至今也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古代的语言研究不能列为语言学?因为一门科学的建立有它自己的条件或标准,这就是：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任务是解释所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揭示规律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古代的语言研究不符合这些条件,不能算作语言学.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语言研究才从语文学发展为语言学,因而我们还需要从语文学开始讨论语言学的问题. 2·2·2 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源紧密相关.它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小学.它们初期的研究兴趣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就是都集中探索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的性质.分两大派.一派认为用什么样的音去表达什么样的义是有理可说的,一派认为音义的结合是无理可说的,纯粹由社会约定.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据派,后者可以称之为约定派.希腊—罗马传统的研究,这种对立的意见后来演变为类比论（analogia）与变则论（anomalia）的争论.类比论强调语言结构的规则性,认为词入句之后所产生的形态变化是可以“进行类比”的,而变则论强调的是人的天赋能力和语言结构的不规则性,认为不管语言显得多么不规则,人们照样能够接受和运用.类比论是约定说的继承和演化,而变则论是理据说的继承和演化.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各有自己的语言事实的根据,互相驳难,因而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这种原则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隐蔽,有时表现得很明显,这可以视为语言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特色”（罗宾斯,1979,26）.不过就总体来看,希腊—罗马传统的约定论始终占主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语言理论大多是这一理论的演化.印度传统的发展趋向基本上与此相同,不赘.在中国,这种论争就是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与希腊—罗马传统不同,汉语始终以理据性的意见为主,我们前一讲在讨论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时候已有所述,这里不想重复,只想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作一点补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自源性的文字一定适合它所记录的语言结构原理.汉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字的形声体系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理.在汉语传统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怀疑过这种理据性编码的性质,大致都围绕着字的理据进行研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一股劲儿鼓吹约定说,全盘否定理据论,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传统.这个问题后面有详细的讨论,这里从略. 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争论虽然肇始于哲学,但它已涉及对语言结构的性质的认识.用语言进行交际,听起来是一串线性的音流,但实际上负载着信息,因而人们常说“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物”.组成音流的“码”就是前面所说的语言符号,是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的音义关系始终是语言研究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种关系必然会影响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汉语研究传统为什么会不同于印欧语的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其终极的原因就在于此；即使在现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正影响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后面的几章实际上都是顺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2·2·3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对后世的语言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希腊—罗马传统.它的奠基性的理论,粗略地说,就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这种逻辑理论将现实分为十个范畴：实体、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substance）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例如“李宁是运动员”这样一个命题,“运动员”是偶有的属性,因为李宁小时候并不是运动员,而退役以后又成为企业家,是可变的,而“李宁”不管是运动员还是企业家,始终是“李宁”,是不变的.实体在命题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判断的结构来说,主体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这就是说,九个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实体的,而实体不表述别的范畴；或者说,偶有性范畴都存在于主体之中,任何性质、数量、关系等都只能是主体的性质、数量和关系,等等.这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的基本思路,他的语法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能充当主词的词是体词（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词；能充当宾词的词就是谓词（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动词；句子的结构与逻辑判断（命题）相对应,因而处于主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主语（subject）,处于宾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predicate）.主词和主语,宾词和谓语,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而在印欧系语言中原是同一个词,即主词和主语都是subject,宾词和谓语都是predicate.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根据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简化为如下的结构公式： 逻辑： 实体------------偶有性 主词------------宾词 语法： 主语------------谓语 体词------------谓词 名词------------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 传统的语法理论、词类的划分以及词类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句法结构和逻辑思维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 亚里斯多德的这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思维理论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希腊语是屈折语,有词形变化（accidence）：名词有性、数、格之分,动词有时、体、态、式之别.词出现在句中不同位置上的变化是词的偶有属性,而词则是从其偶然的属性中抽象出来的不变的单位,是出现在各种“偶然属性”中的“实体”.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亚里斯多德说的是另外一种结构类型的语言,他就会建立起另外一套逻辑理论体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据周法高,1970,147－148）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亚里斯多德的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而这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而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不同地区的学者都有与此类似的看法,用不着一一列举.这种在语言结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反过来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研究,宽泛地说,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分析语句的结构,从而得出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公元2-1世纪,特雷克斯（D.Thrax）写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以词的形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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