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谁介绍下

《报任安书》谁介绍下

作者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时期史学家，著《史记》，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 本篇不仅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且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起伏迭岩。作者是坦率的，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此外，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也具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编辑本段]解题：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少卿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
　　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史记》卷一百四《田叔传》后附有褚先生所补的《任安传》。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但任安被汉武帝赦免了，褚先生述汉武帝的话：“安有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又过了几年，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对立太子的态度不明朗，终于被武帝杀死。
　　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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