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怎样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怎样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并且各共同犯罪人必须都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从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个犯罪事实，彼此联系，互相配合，他们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
（三）从犯罪的主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经过意思联络，明知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实施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就认识因素上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实施犯罪，而是在他人的配合下共同实施犯罪，并且要明知他们的共同危害社会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就意志因素来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
从表面上看，交通肇事后，车辆的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行为，似乎符合共同犯罪的条件。从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上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他们共同实行了“逃逸”行为。也就是说，在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上述人员唆使、帮助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客观上实施了“逃逸”行为。并且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明知已经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上述人员仍唆使、帮助肇事者“逃逸”，主观上是故意的；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对“逃逸”行为主观上也是故意的，即他们对“共同逃逸”行为主观上都是故意的。但能否因此就认为他们的“逃逸”行为就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呢？仔细审视之，其实不然。
“逃逸”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件。换句话说，交通肇事的“逃逸”行为仅对本罪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不是共同犯罪行为，更重要的一点是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典型的过失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过失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犯的问题。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是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行为人为了自己或他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仅以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就认为他们是交通肇事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不妥当的。

”然而笔者认为此条规定既违背了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刑法原则，也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矛盾，现笔者发表管见，以期与同仁探讨，并欢迎批评指导。 一、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因此不应当存在共同犯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从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构成要件看，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超载、 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从主观构成要件看，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学研究理论中，甚至有学者将交通肇事罪称为过失犯罪之冕，即认为本罪为最典型的过失犯罪。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本条规定于《刑法》总则部分，因此可谓刑法“罪行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基本原则之外的又一项重要原则。而最高院的此条司法解释明显违背了该重要原则。 二、交通肇事罪系危害公共安全罪，该条所列情形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从交通肇事罪客观方面和侵犯的客体看，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交通运输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其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而在现实中，肇事者在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交通肇事之前，对自己的行为所要造成的损害是不明知的，即对自己的行为所要侵犯的对象——可能会危及哪些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不确定的，即危及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否则就构成了其他犯罪。但是，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交通肇事罪一旦构成，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就基本确定，即造成了哪些人以及哪些财产的损害就基本明了，所侵犯的对象就不再是不特定的，而是特定的。在此时，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也就不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笔者关于该条所列情形的立法对策。 无庸置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对于打击交通肇事犯罪，维护交通安全秩序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为了惩治违法行为而实施违法行为，尤其是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更不该如此。对于该条规定所列情形，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该条规定也不能保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如果指使肇事人逃逸的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就应当单独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例如，在寒冷的冬夜，甲驾驶单位汽车在一条偏僻的乡间小道上撞上了乙，致乙昏迷，甲请示单位领导是否报案，该领导为了逃避承担赔偿责任指使甲逃离，致使被害人被冻死，对于该领导，就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如果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应当预料到而因没有预料到指使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或者已经预料到指使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应当单独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例如前述案理，如果该交通事故发生于某国道上，该领导认为甲逃离后，乙会得到过往司机的救助，但偏巧没有人救助，乙因失血过多导致死亡，对该领导就应当单独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但无论如何，不能按照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不妥，望今后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谨慎斟酌。如观点不当，欢迎批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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