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防权和防权力滥用方面遵循的基本原则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防权和防权力滥用方面遵循的基本原则

防权和防权力滥用方面遵循的基本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犹如一柄双刃剑，使用适当，将使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护；若使用失当，则可能压制、减损权利，甚至消灭权利。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这种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应遵循有限使用的准则。此处所谓“有限使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立法方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只能在必需的领域被规定为明文法律原则；另一是司法方面，法官运用该原则应合法、正当。
客观而言，“禁止权利滥用”实实在在地约束着权利，被划归“滥用”的区域越小，权利行使的空间便越大，两者可谓此消彼长。另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产生于对绝对私权利加以限制的需要，归根到底是由于权利之间，权利与其他社会价值、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故“禁止”应以消除这些冲突为限，没有理由扩大化。
因而在立法上，只有在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冲突频繁，明确的法律规范难以穷尽冲突解决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将其由应然的权利行使准则上升为法律原则。我国在立法方面较好的做到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有限使用，除《宪法》第51条规定外，部门法中则主要是民法明确了这一原则，《民法通则》第7条，《合同法》第7条，《著作权法》第4条、《专利法》第5条等条文便体现了禁止权利滥用的立法意图。
在司法领域，首先必须强调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使用的“合法”性。就法律未作具体规定的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争诉时，法官可以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审判规则。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要作为审判规则来限制权利，其前提是该原则要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或明显体现，是明文法律原则而不是应然原则。法律通过保护性规定与限制性规定，正式确认权利，权利一经法律确认，即由应然权利转变为法定权利，而对法定权利，只有法律方能加以限制，其他一切限制都是违法的，都将导致对权利的贬损。故权利使用之禁止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法官没有法律依据下的“禁止权利滥用”，实质是一种越权行为。其次，运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时必须注意“正当”性。正如德沃金所言：“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证明它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正当性，特别是当它限制公民自由的时候。”法官在准备“禁止权利滥用”时，都必须考虑禁止之正当性，确保不偏离保护权利的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对一般权利平等对待，不得因权利的主体不同，权利表征的经济利益大小有别而厚此薄彼；要求对整体利益的优先性有正确认识，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危及国家安全、民族安危时），限制个体利益以保障整体利益才具有正当性，且需以尊重个体权利为前提，并应有明确限制量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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