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可见最早的一部丛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然臣、书家等墨迹作品摹勒刊刻。《阁贴》共十卷，收历代书家一百零二人，计四百二十帖，每卷末篆题“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十九字。　　宋初，太宗实行尊崇儒学的政策，极力推动文化事业，以巩固国家统一。而《淳化阁帖》的编刻，正是宋太宗文化系列工程中的工项配套工程。与之同时期进行的还有：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令李?P等编《太平广记》五百卷和《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编纂《文苑英华》一千卷。　　《淳化阁帖》收录了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是中国书法史的第一部大型图典。它的刊刻和流传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淳化阁帖》的刊刻是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法艺术普及运动。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国宝般的古代真迹普及、输入到民间，壮大了书法爱好者的队伍，对宋代书法开创新气象、增添新活力，促进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赵孟頫所云：“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同时，《阁帖》还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已经绝迹屡经聚散，佚多存少。例如：王羲之真迹在唐太宗时尚存千纸，到宋太宗刊刻《阁帖》是仅有一百五六十件（其中还含有大量摹仿本），沧桑变迁后的今日王羲之真迹已荡然无存，即便是那些“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临仿本也稀若星凤，屈指算来，数十而已。如若中国书法史的缺少一部《淳化阁帖》的话，中华民族独有的书法艺术宝库将损失一大笔宝贵财富。　　更重要的是，《淳化阁帖》的刊刻传布最终确立了王羲之“书圣”地位。早在唐代，太宗李世民就有意确立王羲之“书圣”地位。他不惜以九五之尊，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立传。怎奈当时民间并无右军只字片纸，仅一《集王圣教序》行楷碑刻行世，远远不能满足书法爱好者的需要。那时纵使有皇家的褒奖鼓吹，但书圣地位已经名存实亡。真正在民间确立王羲之“书圣”地位，还得依赖于《阁帖》的刊刻。　　《阁帖》在辑刻过程中，采用“独尊二王”、“罢黜百家”的方针，凡与二王风格相异者，一概拒之门外。十卷《淳化阁帖》，“二王”独占了五卷。总共四百二十帖中，“二王”的帖数是二百三十三，占了总帖数的55.25%，超出半数。宋王朝用王羲之作品征服了世人的同时，更借崇扬二王书法、推重晋代书法，来弘扬帝王正统观念。这才是崇显“二王”的真实目的。　　《阁帖》刻成之后，宋太宗非常高兴，马上就赐宗室大臣一本，自此凡遇上大臣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的，就赐一墨本，不久就不再赐本了。所以在宋代《阁帖》就十分稀贵。基于此，宋代翻刻的《阁帖》就有三十多种。现将《阁帖》传世佳本作一简单介绍：安思远藏本（现新入藏上海博物馆） 　　此套宋拓《淳化阁帖》存卷六至八卷，旧称“司空公本”。曾为南宋贾似道，元赵孟頫、明末孙承泽，清安歧、钱樾、李宗瀚，民国李瑞清、周湘云、蒋祖诒、吴普心等递藏。此帖20世纪80年代初归美国大收藏家安思远所有。安氏藏本另有卷四（1994年新发现），曾经贾似道收藏，有董其昌、翁方纲、吴荣光、玉牒崇恩题跋。此本以白麻纸擦墨拓，墨沈处似漆，淡墨处若蝉翼。有银锭纹七处，略凸出板面，一望而知非后世依银锭刻框者。　　1996年安思远将所藏《阁帖》卷六至八卷并别本卷四带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有《安思远藏善碑帖选》一书出版，启功先生作序。2002年此四卷本又被《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法帖全集·第一册》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金从安氏手中成功收购。此本是历史上公认的《淳化阁帖》传世最佳善本。　　安氏本卷四标目“历代名臣法帖第四”行脚下有“三”字，与上海图书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泉州帖》两套南宋拓本卷三标题下有“二”字相似。明代翻刻《泉州马蹄本》卷四标目下亦有此“三”字。故此本卷四近《泉州本》系统。同时，它又具有肃府本的卷号、版号特征，而且还有银锭纹。另此本卷六《月半帖》第三行“拜”字刀溢出笔外，这是《泉州本》卷六的重要特征，同时卷六《诸从帖》一、二行间刻还有卷版号“六、三”字样，这是肃府祖本的主要特征。既有肃府本卷号、版号特征，又有银锭纹的《阁帖》特例，还出现在安氏本卷七、卷八上。　　笔者初步认为同时具有《泉州本》、《肃府本》特点的传世《阁帖》最接近《淳化》祖本，亦即安氏本《淳化阁贴》为传世最佳善拓。潘允亮藏本　　明潘允亮藏贾似道本，经元代周密、周厚、明代袁?、之潘允亮，后经请代梁清标、陈崇本、王存善递藏本，简称“潘允亮本”。此本?@赫有名，一身被视为《阁帖》枣木祖本。在明代曾先后经三刻：即袁?尚之（玉韵斋）刻本、顾从义汝和（玉泓馆）刻本、潘允亮寅叔（五石山房）刻本。　　贾似道所藏本旧称为“枣木原本”，自明代以后一直下落不明。直至2000年弗利尔美术馆印行Brushing the Past: later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gift of 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阁帖》第十卷末页才首度曝光。2001年马成名先生述及，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从东方部主任张子宁先生处得见该馆藏之九卷《阁帖》（存卷一至卷八，并卷十），始断定此九卷实与上海图书馆藏第九卷为完璧。　　2003年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从新近出现的潘允亮旧藏十卷完璧本的刻工名胜上，发现郭奇、王成皆为南宋刻工，并证实潘允亮藏本十卷为南宋国子监刻本，为《阁帖》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但此潘允亮藏本的银锭纹及横裂纹却一直为前人忽视，甚至还将此引为《阁帖》祖本依据。笔者据曹士冕《法帖谱系》云：　　绍兴中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其首尾与淳化阁本略无少异。当时御府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字画精神极有可观，今都下亦时有旧拓者。元板尚存，迩来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第损剥非复旧本之遒劲矣。　　可推知当时“绍兴国子监本”应该是没有银锭纹的。为何潘允亮藏本却有银锭纹呢？　　原来，宋人想将此套“绍兴国子监本”冒充《阁帖》祖本。当时的碑工在绍兴国子监本的基础上用厚纸伪造出银锭纹，将剪成银锭纹形状的厚纸覆于板上，其上再覆一层拓纸，棰拓后拓纸上便凸现逼真的“银锭纹”，但是光有银锭纹而无横裂纹势必引起买家怀疑，总不能在原板上凿刻出横裂纹，狡猾的碑工又在拓纸之上再覆细长条纸，棰拓完成后，再撕去细长条的覆纸，就露出白色细长条的“横裂纹”。此即曹士冕所载“迩来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潘允亮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就是此类绍兴国子监本。潘祖纯藏本　　此帖经明代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清代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现代许福?m等人递藏，明万历庚申（1620年）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现藏上海博物馆。　　此帖过去一直传为“修内司本”，究竟是否还有争论。近年香港中文大学对此帖展开了专题研究，对其价值又有了重新认识。笔者认为，潘祖纯本刊刻传拓精细无比，笔法墨趣突现，同时又将《阁帖》原本的刊刻失误有所更正，是传世较佳的修缮本。　　潘祖纯藏南宋拓《阁贴》本与安思远本、潘允亮本等宋拓佳本均不同。是本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氏，入清后仅见于查升（声山）为卓蔗老题跋，旋归东阁大学士梁国治。李宗瀚得此本时，翁方纲已过世，故无翁氏题识。除宗瀚题签外，未见有其题识。其后一直秘藏李家及至宣统元年（1909年），经李翊煌手石印传布于世。1935年，许福?m又用珂罗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耑、张彦生诸先生稍经论及。此套《阁帖》与故宫博物院收藏懋勤殿本同属一个系统。宋拓王右军帖　　此本原为思学斋收藏。1987年利氏北山堂从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购得，转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庋藏。是册经清缪曰藻、蒋春皋、陆谨庭等递藏，有彭绍升、王文治、潘奕隽、陆谨庭等跋。过去一直不知此为何帖，因有清乾隆初缪曰藻签题“宋拓王右军书”而得名。　　最早将此贴定为“淳化阁帖”残本的是清人王文治。此帖经自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后，张伯英详为订正，最后提出此《宋拓王右军书》出自《阁帖》泉刻祖本。张伯英是断定《宋拓王右军书》为《泉州帖》之祖的第一人，并列举出《泉州帖》两条主要特征，为《阁帖》泉州本系统奠定了可靠的基石。　　现在可以肯定《宋拓王右军书》就是《淳化阁帖》泉州本卷六、卷七、卷八之残本合并本。其中卷六残存24帖，卷七残存11帖，卷八残存34帖，《阁帖》原本卷六、七、八合共159帖，此《宋拓王右军书》共39帖。　　此外，传世《阁帖》善本尚有：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泉州本淳化阁帖》十卷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泉州本淳化阁帖》十卷本等。　　淳化三年（992年实）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重要节点，它主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而《阁帖》在不自觉中，也为后世书家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的典例。　　《淳化阁帖》的刊刻才最终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阁帖》的刊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干预手段，确立了帝王正统的书法审美标准，并顺理成章地将中国书法总体审美倾向的哲学基础定位到孔孟“中庸”之道上，使“二王书法”成为一条看不见但处处感觉得到的中国书法美学发展的“中轴线”。　　《淳化阁帖》开启了官刻丛帖之端，从而掀起了官私刻帖之风。《阁帖》为后世刻帖开创并制定了刊刻体例，编排样式，尺寸规范等，虽历经千年而变。但是历代《阁帖》传本一拓再拓，一翻再翻，造成大量字迹变形失真，与原迹的差距越来越大，很难见到原有的面貌，后学已经无法从中探究传统笔法、神韵、越学就越离谱、甚至将刻板上的“枣木气”亦一并效仿。不足之处当自然无法遮盖《阁帖》刊刻的功绩、历史成就。如今宋拓佳本大多已经影印出版，复现了《阁帖》的本来面目，弃而不学，或拘泥于“碑帖之争”，是不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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