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乐府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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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者网友：浪荡绅士
- 2021-03-08 09:59
新旧乐府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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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知识达人网友：洒脱疯子
- 2021-03-08 11:23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新乐府是唐朝诗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
乐府原指两汉掌管音乐的官府。由于专事民间歌谣、俗曲的搜集，整理，魏晋六朝时便把凡入乐的诗歌俗曲统称为“乐府”。西汉初年，承袭秦代旧制，由太乐令掌管庙堂音乐。到武帝时，才在太乐之外，另立“乐府”，拜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用“新声曲”改编雅乐，以新“造词”取代传统“古辞”。乐府还担负“采诗”即采集民歌的任务，如《汉书·艺文志》所载：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从此，朝廷内外，俗曲新声流行成风。东汉沿袭乐府设置，但仅为宫廷礼仪、祭祀、宴乐服务，没有采风编乐的记载；民间歌谣却异常活跃。《汉书·艺文志》载，两汉乐府民歌有138首。现存总共50首左右，包括相和曲（民间演唱）、鼓吹曲（用作军乐）和杂曲（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大多属东汉作品。
西汉乐府民歌如班固所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因此，既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也有高度的思想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遭遇和对统治阶级的揭露与反抗。如《妇病行》、《孤儿行》，通过孤儿的悲惨遭遇的描写，反映当时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东门行》通过一男子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的描写，表现劳动人民生活陷入绝境后走上反抗道路。二是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战城南》描写战场的惨象，以揭露统治阶级的昏庸与残忍；《十五从军征》则是通过一个老兵的自述揭露兵役制度的黑暗。三是表达对忠贞爱情和幸福婚姻的追求与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这类作品多以女子为主角。如《铙歌》中的《上邪》、《有所思》，前者表现了女子追求爱情，矢志不渝，后者则表达对变心者的痛恨；《上山采蘼芜》是弃妇对喜新厌旧的“故夫”的责难；《陌上桑》更是把赞美罗敷的聪明坚贞和揭露官僚的丑恶灵魂结合起来；《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的描写，集中地揭露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又热烈赞颂了焦、刘夫妇忠于爱情宁死不屈的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精神。此外，还有一些讽刺统治者丑行和揭露权贵豪华生活的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爱憎感情。总之，两汉乐府民歌再现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传达了当时人民的心声，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诗作多为叙事类，以事为主，即事见义，也能更明确地表现主题思想。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语言的朴素与情感性，形式的自由与多样，以及有些作品具有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两汉乐府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标志之一。它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新诗体的运用，以及艺术手法（特别是叙事诗的写作技巧）的多样性，对后代诗歌有着具体、直接的影响。
中唐时期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由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所谓“新乐府”，是指唐人用新题而作的乐府诗。从初唐诗人至杜甫、元结、韦应物等人，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可算作乐府运动的先躯。
作为运动，发生于唐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元和年间，在唐王朝正走向衰落，社会各方面矛盾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使唐王朝中兴。因此，在文艺领域，便有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后者首先由李绅、元稹写了《新题乐府》，互相唱和，后来白居易写了《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张籍、王建等人都写了大量体现革新方向的新题、古题乐府诗，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白居易、元稹分别在他们的书信、诗文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其要点是：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基本宗旨，主张诗文要反映时代与社会现实；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目的，强调诗文要服务于政治；以“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寄唐生》）、“但伤民病痛”（白居易《伤唐衢》）为诗歌的内容，指出诗文要表现人民的生活。同时，他们阐发了诗歌的特性，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与元九书》），要求诗歌内容（“情”与“义”）和形式（“言”与“声”）统一，用“质而径”、“真而切”的言辞，“顺而肆”的体式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使诗歌具有巨大感染力，让人易于接受。他们的乐府诗作如《卖炭翁》（白居易）、《田家词》（元稹）、《野老歌》（张籍）、《水夫谣》（王建）等，比较广阔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揭示了当时社会面临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贫富悬殊、战祸频仍等尖锐问题，针砭现实，指斥时弊，以比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思想倾向，平易通俗和直切明畅的艺术特色，实践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并展示了运动的实绩。
由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对权势者的触犯，以白居易为首的诗人先后遭受贬斥，运动逐渐衰落下来。但是新乐府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诗歌创作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乐府原指两汉掌管音乐的官府。由于专事民间歌谣、俗曲的搜集，整理，魏晋六朝时便把凡入乐的诗歌俗曲统称为“乐府”。西汉初年，承袭秦代旧制，由太乐令掌管庙堂音乐。到武帝时，才在太乐之外，另立“乐府”，拜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用“新声曲”改编雅乐，以新“造词”取代传统“古辞”。乐府还担负“采诗”即采集民歌的任务，如《汉书·艺文志》所载：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从此，朝廷内外，俗曲新声流行成风。东汉沿袭乐府设置，但仅为宫廷礼仪、祭祀、宴乐服务，没有采风编乐的记载；民间歌谣却异常活跃。《汉书·艺文志》载，两汉乐府民歌有138首。现存总共50首左右，包括相和曲（民间演唱）、鼓吹曲（用作军乐）和杂曲（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大多属东汉作品。
西汉乐府民歌如班固所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因此，既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也有高度的思想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遭遇和对统治阶级的揭露与反抗。如《妇病行》、《孤儿行》，通过孤儿的悲惨遭遇的描写，反映当时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东门行》通过一男子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的描写，表现劳动人民生活陷入绝境后走上反抗道路。二是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战城南》描写战场的惨象，以揭露统治阶级的昏庸与残忍；《十五从军征》则是通过一个老兵的自述揭露兵役制度的黑暗。三是表达对忠贞爱情和幸福婚姻的追求与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这类作品多以女子为主角。如《铙歌》中的《上邪》、《有所思》，前者表现了女子追求爱情，矢志不渝，后者则表达对变心者的痛恨；《上山采蘼芜》是弃妇对喜新厌旧的“故夫”的责难；《陌上桑》更是把赞美罗敷的聪明坚贞和揭露官僚的丑恶灵魂结合起来；《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的描写，集中地揭露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又热烈赞颂了焦、刘夫妇忠于爱情宁死不屈的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精神。此外，还有一些讽刺统治者丑行和揭露权贵豪华生活的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爱憎感情。总之，两汉乐府民歌再现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传达了当时人民的心声，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诗作多为叙事类，以事为主，即事见义，也能更明确地表现主题思想。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语言的朴素与情感性，形式的自由与多样，以及有些作品具有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两汉乐府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标志之一。它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新诗体的运用，以及艺术手法（特别是叙事诗的写作技巧）的多样性，对后代诗歌有着具体、直接的影响。
中唐时期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由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所谓“新乐府”，是指唐人用新题而作的乐府诗。从初唐诗人至杜甫、元结、韦应物等人，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可算作乐府运动的先躯。
作为运动，发生于唐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元和年间，在唐王朝正走向衰落，社会各方面矛盾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使唐王朝中兴。因此，在文艺领域，便有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后者首先由李绅、元稹写了《新题乐府》，互相唱和，后来白居易写了《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张籍、王建等人都写了大量体现革新方向的新题、古题乐府诗，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白居易、元稹分别在他们的书信、诗文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其要点是：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基本宗旨，主张诗文要反映时代与社会现实；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目的，强调诗文要服务于政治；以“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寄唐生》）、“但伤民病痛”（白居易《伤唐衢》）为诗歌的内容，指出诗文要表现人民的生活。同时，他们阐发了诗歌的特性，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与元九书》），要求诗歌内容（“情”与“义”）和形式（“言”与“声”）统一，用“质而径”、“真而切”的言辞，“顺而肆”的体式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使诗歌具有巨大感染力，让人易于接受。他们的乐府诗作如《卖炭翁》（白居易）、《田家词》（元稹）、《野老歌》（张籍）、《水夫谣》（王建）等，比较广阔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揭示了当时社会面临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贫富悬殊、战祸频仍等尖锐问题，针砭现实，指斥时弊，以比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思想倾向，平易通俗和直切明畅的艺术特色，实践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并展示了运动的实绩。
由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对权势者的触犯，以白居易为首的诗人先后遭受贬斥，运动逐渐衰落下来。但是新乐府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诗歌创作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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