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特色的路或里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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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

其一，城市特质另类。美国墨菲、魏斐德、澳大利亚马丁在各自的著作中，都特别强调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性。1953年，墨菲在所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认为近代上海城市的演变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上海是了解近代中国的钥匙。二十多年后，到1970年代，墨菲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综合考察、分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许多殖民地城市的活动方式，包括加尔各答、巴达维亚、卡拉齐、孟买、新加坡、香港，认为殖民主义者在各地活动目的、方式差不多，但由于各地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对西方的回应很不一样，可分中国、日本、印度和南亚等不同类型。他认为，西方在中国的影响，无论是经济、制度、文化，还是意识形态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与印度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西方的回应，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上海并非了解中国的恰当钥匙。作为西方渗透的桥头堡，加尔各答和孟买改变了印度，但上海并没有改变中国。魏斐德在《上海警察》、《上海歹土》、马丁在《上海青帮》中，都特别论述了近代上海由于一市三治，使得社会治安、司法制度与中国其他城市极不一样，上海城市发展影响极大。　　　　其二，传统与现代连续。原在英国、现在澳大利亚的伊懋可、美国顾德曼、张琳德、日本小浜正子在各自著作、论文中，都论述了上海在由传统向现在转变的连续性问题。伊懋可的系列论文《市镇与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上海士绅民主（1905－1914）》与《上海市政（1905－1914）》，特别关注上海的近代与传统问题，认为近代上海士绅在社会所起的作用，与近代以前有相同和相通之处。顾德曼的《上海同乡组织》，研究了近代上海同乡团体的产生、演变、功能及其与上海社会的关系、对上海社会的影响，认为在移民占主导地位的上海，因政府控制力较弱，在社会、经济和都市文化等领域，同乡组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批评角色。在近代上海，同乡组织的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其传统的功能继续存在，包括为移民介绍职业、办理丧葬、迁运棺材、按照原籍习俗安排节庆活动，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功能，包括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实施对受灾家乡的紧急救助、沟通移民与政府间的联系，在税收和维持地方秩序方面，有时甚至起了“半政府”的作用。张琳德的《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各地商人已纷至上海，从事棉花、航运、贸易和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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