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的背景

诗论的背景

由春秋末至战国，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最初阐释阶段。孔门先师与七十子阐释《经典》，大都是为了依据经典完成各自思想的构建。孔子修《春秋》，微言大义在其中，已使《春秋》超越了史官记史的王官史学。《易传》的产生，则使《易》从此具有卜筮与哲学的双重意义。《礼记》乃诸子所述之“礼”，瓶子是先王留下的，里面的酒则是缙绅先生新酿的。《乐记》述乐而又释之以礼，乐与礼一内一外，从此音乐之“乐”与思想之“乐”血肉相依，不可分离。至于《书》，春秋以降，天子也好，诸侯也好，无新作之礼，亦无新创之例。若视诸子著述为《书》之变异，有如汉儒谓孔子学说为素王法，要当不诬。《诗论》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思想解诗的特征，与当时儒家解经的风气是完全吻合的。《诗论》的这一特点，既区别于王官之采诗用诗，亦区别于《诗序》。
再次，《诗论》为《诗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诗序》究竟产生于何时，是诗学研究的难题。在《诗论》之前是否有更早的《诗序》？其一、官学背景可以排除学人自作“诗序”的可能。其二、如果王官学作有《诗序》，那就只能理解为由国家颁布的有关《诗》的定评。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春秋赋诗断章，对诗的理解是可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看来并不受某种定评的限制。王官学定乐歌是合情合理的，定《诗序》则很难给予合理的解释。“诗序”的流传与《诗序》的编定不是一回事，看来有必要把这二者区别开。窃以为“诗序”最初是口传的，诗歌的流传客观上会将某些诗的作诗缘起与本事同时传下来。《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歌曰”以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候人歌》之序。若《候人歌》被孔子编进《诗》三百，那么这一段文字将成为《诗序》之所本。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这类口传“诗序”在孔子的时代尚未成编，七十子至孟、荀，是否有人将其编之成册，无从实证。至汉代则实实在在地将口传“诗序”编定，并为毛、郑解《诗》之所本。
《诗论》与《诗序》的传承应该看作是并列的两条线，而不宜理解为一条线的先后相继关系。《诗序》尤其是《诗大序》纵横捭阖，超凡脱俗，其立意必有受之于先师者。然而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体例看，《诗序》均与《诗论》有别。是作《诗序》者受之于子夏而有新创欤？拟或“儒分为八”而各得“性与天道”之精髓欤？是有待于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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