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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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是英国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是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马克思曾评价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1](P181)特别是对价值理论的探索对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价值理论的内容。亚当·斯密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在通过深入的论证和概括后，指出所坚持的价值理论是为了解决商品交换的问题，其理论包括：价值的两个意义、价值尺度、价值构成等。
　　价值的两个意义。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2](P25)在这里，他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亚当·斯密是第一个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以水和金刚石为例，得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来说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的尺度。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至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至没有”。[2](P25)斯密认为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交换价值，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可以没有使用价值是错误的。斯密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他提出他的价值学说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是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2](P25-26)
　　价值尺度。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2](P25)“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他还认为，“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的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可见，劳动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斯密在探讨劳动是价值的真实尺度时指出：劳动本身的价值经常是保持不变的，等量劳动无论何时何地，对劳动者都有同等价值。这个尺度也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是贫是富以及权利大小。而贫富或权利指一个人拥有的或有权支配的必须品、便利品或娱乐品，即物质产品。其次，他探讨了形成这种尺度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分工使各人所需物品的绝大部分依赖他人的劳动；另一方面，任何人索要都必须付出相当代价，他人才肯让出自己的物品。这个代价就是为获得物品所付出的“辛苦和麻烦”。相比之下，劳动尺度由于具有自身价值的不变，因此，它优于谷物，也优于货币。可见，斯密始终把交换或购买劳动看作价值尺度，并没有认为它是价值决定原则。再次，斯密认为价值尺度具有二重性，既是作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也是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由此，我们认为亚当·斯密的价值论具有两重性，即耗费劳动论和购买(交换来的或购买的)劳动论，甚至是三重性的，即加上一种工资决定论。
　　关于价值构成，斯密着重探讨了其构成的三个组成部分。在斯密看来，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之后，商品价值不再决定于耗费劳动，而是决定于购得劳动。因此，商品价值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三种基本收入构成，即工资、利润、地租。而在之前，即初期野蛮社会，他认为商品是由劳动决定和构成的。

　　他分析到，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土地被少数人占有，产品不再归劳动者所有，而要在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分享，商品价值便不能只由耗费劳动决定了，而是由几部分收入合并起来决定，这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2](P47)这就是他的收入价值论。并且他进一步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指工资)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而价值尺度始终是购买劳动。为什么斯密由劳动决定价值论转向收入决定价值论呢？因为斯密感到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同资本占有规律之间的矛盾，即等价交换与劳动同资本交换的矛盾。虽然这种收入价值论是不足取的，但他却显示了斯密较强的历史感。
　　价值理论的主要功绩。斯密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功绩在于：第一，认为任何部门的生产的劳动都创造价值，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著名论断，克服了前人只有采金的劳动才创造价值的片面性，纠正了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价值的偏见。指明决定商品价值是一般社会劳动

；第二，它指出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商品价值同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成正比，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商品内部凝结的劳动时间；第三，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价值理论的局限性。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斯密的价值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动摇的。首先，他对什么劳动创造价值的论述是模糊的、混乱的。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对于占有其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以之交换他物者，这物究竟有多少价值呢？那等于他所能购买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这里斯密所说的决定一个商品价值是这个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但斯密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2](P64)这里斯密所说的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又是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其次，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只适用于简单的原始社会，待土地私有权和资本出现后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商品的价值就由收入决定了。他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荒谬的。三种收入是价值的源泉，是斯密的又一种价值规定，这一规定混淆了价值决定和价值分配。斯密不了解，价值由什么决定和价值究竟分解为几个部分，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意识中，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为自然的、永恒的、最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所以他们的价值理论终究脱离不了资产阶级眼界的限制。斯密在其中尤其显得突出。
　　亚当·斯密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即他既不把价值看作为社会经济的范畴，也不把价值理解为历史的范畴。斯密从分工开始研究正是因为他认为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改良是劳动技术的提高，这又是分工的结果。但他并未从分配中探寻资本家财富增长的规律。所以，斯密虽然是从商品及其价值研究开始的，但并不知道商品及其价值是商品生产社会内互相独立的私人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因为在这种社会形态内，商品生产者发生一定的关系，必须把他们各自的产品当作商品，当作价值来交换才能实现。不仅如此，他还不曾进一步明白地把商品了解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不是把商品理解为资本主义最一般最抽象的经济关系的范畴，也不是把价值理解为历史范畴，而是把商品当作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来看待，仅仅是当作物质财富来看待。

因此，这种产品与历史上其他各种社会形态内的物质产品也就完全相同而没有任何区别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就必然否定了商品及其价值的历史性。由于斯密对历史具有敏锐的感觉，他模糊地认为在文明社会里与在原始社会里是不一样的。
　　由于斯密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因此，他在对商品及其价值完全从价值量上来分析。一方面，他对价值进行了研究，但并未对其本质作说明；另一方面，他注意研究的是相对价值，而不是其绝对价值。
　　为什么斯密不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首先是因为他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了解为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形态的实际耗费的劳动，从而把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劳动的永久的自然形式。其次，他的劳动价值论缺乏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的科学基础。既认识不到什么是具体劳动，什么是抽象劳动，又不了解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因此，也就不知道为何两种不同的商品在量上进行比较，却在本质上当作同一人类劳动。第三，由上述两点决定，斯密的价值理论的另一缺点是不能正确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他在研究交换价值时，把交换价值看作价值，斯密常常认为交换价值与价值是同一的。
　　马克思对斯密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
　　斯密的价值论是有缺陷的，是由于历史的、自身的因素造成的，但他的贡献是后人所能看见的。他为后人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马克思正是借鉴斯密的理论成果，进一步研究并创立了新的劳动价值理论，系统阐述了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有许多观点是对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提出商品的二因素，即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就是吸取了斯密正确区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合理性。通过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从交换价值中引伸出价值，并把价值视为商品经济中最根本的基础，有力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派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观点。”马克思在提出了商品二因素后，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二重性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当然，斯密他们曾经有过关于劳动一般范畴的发现。这为马克思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否则，马克思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构建宏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大厦。
　　同任何理论一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由于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因此也“具有明显的历史规定性”。深刻认识这种历史规定性将有助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将其作为形而上学的教条。而当前有人从本质出发，简单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是十分有害的。
　　马克思在发展、完善前人劳动价值学说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完善，他所能运用的材料还不完整，他所能借鉴和吸取的理论财富同样有限，因此，他对某些问题的阐述还不可能十分详细，有些观点的表述还不可能十分详尽。因此，这决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必将得到充实和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原则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我们还应该支持和遵循。其次，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认识及理论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价值理论新体系。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那是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之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等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私利与公益之调和。 　　他列举制针业来说明。“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 　　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货币是为了购买其它物品。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后，商品的价值就用货币来衡量。这时，便产生了货币的另一功能－价值尺度。亚当斯密也谈到货币的储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 　　提及价值问题，亚当斯密指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特定财货之效用，后者表示拥有此一财货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进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之财货，往往不具交换价值，水及钻石是其著名的例子。不过水与钻石价值之比较是百年之后边际效用学派才圆满解决此一问题。 　　亚当斯密的分配论，是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决定理论。亚当斯密指出，尽管雇主拥有抑低工资的力量，工资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劳动者必须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假定社会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资基金提高，工资将高于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国国富、资本或所得增加，将促使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则促进人口增加。 　　资本利润之高低如同劳动工资，决定于社会财富之增减，资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资上涨，却使利润为之下降。亚当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资同一事业，因为彼此相互竞争，自然致使利润率降低。 地租系指对土地使用所支付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地租高低与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场远近有关。 　　资本累积是大量进行分工必备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扩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跟资本的总额成正比。资本的累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进行，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料，在在都需要以资本来购取。分工愈细，工具的需要愈多，资本愈显得重要。透过分工过程，可增加劳动生产量，提高国民所得，增强国民储蓄意愿与能力。 　　亚当斯密提出四大赋税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经济。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哲学基础说明要获得协助，不能只依赖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还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来实现。“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换言之，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

　　作为一个经济原动力的利己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交换的基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必须给别人以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就有分工、有交换、有价值、有货币等等现象产生。人们在利己心的支配下做各种劳动，从而构成了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源泉。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本性，将经济活动看作利己心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一切经济现象是客观的，都受某种自然规律的支配。

　　既然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追求个人利益就成了自然之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限制，亚当斯密认为私利与公益似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一步一步趋向和谐与均衡，此乃自然秩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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