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说:王韬的思想特点?

历史人物评说:王韬的思想特点?

王韬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创榛辟莽的开山人物，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之父。他在长期的报馆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思想。然而，在以往的新闻思想史研究中，论者多关注于他对报刊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而对他的新闻业务思想和报刊人才思想则付阙如。笔者认为：王韬的新闻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广见闻、求通变的报刊功能观；论时事、抒胸臆的报刊政论观；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这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王韬新闻思想的全貌，代表了国人办报之初在新闻理论方面的最高水平，也昭示了王韬对中国新闻学的突出贡献。
　　一 广见闻求通变的报刊功能观
　　凡事业之兴起，往往在人们认识其价值与作用之后。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最早认识报刊功能并积极提倡办报的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洪仁玕。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曾明确提出，为使“上下情通”要设新闻馆“以资治术”。但洪仁玕不仅因太平军的失败来不及将理想付诸实践，而且在认识上也不够全面。而王韬则不同，他不仅有过在洋人手下编辑报纸的经历，而且有旅英访法时对西方新闻事业的实地考察，还有亲手创办《循环日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践，所以，他对报刊功能认识与论述比洪仁玕更为全面和深刻。他认为，报纸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广见闻、通上下、通内外、辅教化几个方面。
　　第一，广见闻。
　　人们见识的增加、眼界的扩大和认识的提高自然有许多途径，但在当时交通不畅、传播缓慢的时代，最佳的方法就是办报。王韬将中国与西方进行对比，认为应该仿效西方，自办日报。他说：“原夫日报之设创自泰西各国，固所以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灼然无或壅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 日报能够广见闻、通上下，一是因为内容新鲜丰富，二是因为传播新的信息快，是当时其他传播方式无法比拟的。“日报之行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 王韬从西方报纸的内容与作用上论证了中国人办报之必要，希望通过报纸传播新知，改变当时的人们“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守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 的陋习，使中国人知道“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四书五经之外尚有舆图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王韬把日报看作是人们扩充见闻、转换脑质的重要工具。这也是当时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如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见闻多由日报而出，夫古典虽多，不合当今之务；旧闻莫罄，难为用世之资。则欲长人之见闻，以生人之思虑，……莫如宏开日报也”。
　　第二，通上下。
　　“通上下”是指皇帝与民众之间信息畅通、中无阻隔。王韬认为：“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日渐疏远，“堂廉高深，舆情隔阂”。这种上下蔽隔的直接后果便是政治腐败、民心涣散。而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因为其甲兵精强、财赋富饶、物产繁庶，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上下相通。王韬举例说，英国之所以“雄为欧洲诸国冠”，“诸国莫敢与之颉颃”，原因在于“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
　　因此，王韬热切地呼唤中国也要“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 ，希望通过创设日报来达到上下相互联络的目的。他说：“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邮传也” 。他积极主张在各省城设立新报馆，让“四方之水旱、货物之盈虚，讼狱之是非、民情之苦乐，备书其事，以动当局之听闻” 。这样，“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相浃洽”。防蔽隔、通民情本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王韬既继承了这一具有民本意识的思想观念，又有所创新，就是充分肯定了报纸这一新的传媒在反映民情、沟通上下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当时的人们对报纸这一新的传播工具的认识和重视。
　　第三，通内外。
　　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的鸦片和枪炮打开之后，中外交涉便日益增多，出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情况。然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 。这样，“一旦交涉事起，局促无据。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 不管外洋形势如何变化，中国人依然故我、援引成例，其结果是事与愿违。王韬对这种于外情茫然无知、内情又不得流传于外的情形扼腕太息，惄然忧之。他怀着一腔忧国忧民之心，为中国的保商御侮、变法自强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其中之一，便是利用日报以通内外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章中，不惜“重为反复以言之”。
　　在《变法自强》、《洋务》、《使才》、《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以及给当时的一些官员的通信中，王韬不厌其烦地论述办日报以“达内事于外”和“通外情于内”的主张，并尖锐地指出，西方在华报刊“其所立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否倒置。泰西之人只知洋文，信其所言，以为确实；如遇中外交涉之事，则有先入之言以为之主，而中国自难与之争矣”。 王韬最早看到了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并提出了自办西文日报与之抗衡的对策。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中国人没有主动地去了解西方，更没有主动地让西方人了解自己。对外宣传无人重视，以致“隔阂为患”。王韬为此大声疾呼：中国人要想在中外交涉中掌握主动，不吃人亏，就必须做到：既要“译西事为汉文日报’’、“达外情于中朝”，又要“译华事为西文日报”、“布中情于远地”。他甚至还希望把国人的高见远识代为译成西文，“刊入泰西邮报，庶知我中国人材其谋略固有高出寻常万万者，非亦柔远服人之一道哉”。 王韬的以日报通内外的思想，不仅远胜魏源的“夷情备采”，而且是中国新闻史上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呐喊。
　　第四，辅教化。
　　《循环日报》创刊之初，王韬就在《本馆日报略论》中明确表述，他创办日报的目的之一，便是“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历来就有以先觉启后觉的观念，王韬也不例外。他认为去恶扬善、开启民众是报纸的功能之一，也是《循环日报》的一项任务。他要利用《循环日报》“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俾在上者得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 。就是说，报纸登载的内容不仅广泛，而且要对读者有借鉴和教化作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具体怎样去做，报纸可以助你明辩是非。他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说得更为明确：“三日辅教化之不及也。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挞也”。报纸因传播的广泛，其“惩创”、“教化”功能远在一般的舆论之上。因此，为政者应当重视日报这一新的大众传媒。
　　二 论时事抒胸臆的报刊政论观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曾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初期阶段，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明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 。事实也的确如此。王韬不仅写了大量时人莫能与之颉颃的报刊政论，而且在一些文章中零星地表达了对言论写作的看法。
　　首先，“论时事”是报刊言论最基本的特点。
　　王韬说他的《弢园文录外编》“乃就客粤时所作，汇辑成书，中间多论时事” 。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重视理性学术而轻经世实用，“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王韬却与之相反，不仅忧世伤时，留心当世之务，而且每有心得，必尽倾吐而后快。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均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如《循环日报》创刊号的论说是“鸦片说”，第二号的论说是“富强要策”。只要读过《弢园文录外编》的人都知道，书中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股忧世伤时、愤懑郁勃之气。
　　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王韬，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陶养，少抱用世之志，至老不衰。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怀抱的是经邦济国的用世情怀。只是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才退而想到“以笔墨代衮钺，固儒者份内事也” 。在《上潘伟如中丞》一信中，他明确地坦露心胸：“韬虽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可见，王韬借日报立言，直陈时事，不仅是基于对报刊言论的理解，而且是他“以经济相许，每期出而用世” 的方式。我们有理由认为，王韬虽然没有提出过“文人论政”的命题，但他的办报实践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蒿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开路先锋。
　　其次是“自抒胸臆”。
　　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亦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意思是说，写文章要以纪事述情、明理达意为先，不要过多强调文字的雅俗和技巧的工拙。他写言论所遵行的原则，就是“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命意之所在”。无论是宣传西法，还是倡导变革，无论是抨击黑暗，还是臧否人物，他都能将自己的观点主张、好恶爱憎清新生动地表达出来，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给读者以震聋发聩的影响。例如，他批评洋务运动只注意学习西方的炮舰技术，不过是“徒袭皮毛”而已；他抨击科举制度是“败坏人才、斫丧人才”的制度；他批判传统的重农轻商政策是本末倒置、害民弱国的政策，并预言“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他提醒当权者在外交斗争中，“驭外”必先“治中”。外交的“根本则在乎自强而已”；他希望朝庭处“事繁变极之世"，万不可守三千年来旧的典章法度，而要以变应变。
　　总之，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自抒胸臆、独陈己见的文章，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一般文人之上。他用自己的“多谈时务”的政论，实现了“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悔悟于愚民”的办报思想。
　　再次是质直朴素的文风。
　　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自我评价说：“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1874年2月创办《循环日报》之后，更是清楚地认识到：“夫名之曰日报，则所言者必确且详”，写文章要有史家的“直笔之义”。虽然因当时囿于交通不便和人手有限的客观条件，《循环日报》上的文章也存在“所叙则或出于风闻，而未得其直，或得其大概，而未详其备” 的缺点，但在王韬的思想意识中，明显地具备“为日报也，其辞约，其旨微，其序述简而明，其发论宏而当”的作文法则。从《弢园文录外编》中的文章看，不假修饰、晓畅明快、生动清新、质直朴素是其鲜明的特色。这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辞藻华丽、内容空泛的八股时文形成鲜明的对照。王韬说自己写言论“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矣”，“辄直抒胸臆，不假修饰”，反对“故弄玄虚”、“隐晦曲折”和“故作惊人之语”，重尚质直务实的文风。这些主张和他开创的报刊政论文体，为中国新闻评论的写作开了一代风气，树立了最早的榜样，沾溉后人，非一代也，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三 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黄天鹏曾说中国新闻界因出了个梁启超而使“新闻记者之身价顿增万倍” 。同样，我们借用黄天鹏的话来评价王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新闻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修养呢?王韬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报人要具备优良的品德。
　　王韬的新闻学专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集中阐述了人格与报格的关系，认为报人最重要的资格与条件就是“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果利用报纸“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耻”。在王韬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
　　王韬重视并强调报人的品德修养，一方面与他的人才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报纸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他说：“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人之手” 。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作为报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王韬还从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非常重大。他说，在西方，报纸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如英国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报纸从业人员“不可不慎加遴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
　　第二，报人应是具备高材博识的“通才”。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新闻学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认为报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之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 的“迂才”，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
　　报人为什么应是“博古通今之士”?王韬认为，这是由其业务本身需要决定的。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纪事”和“述情”两个方面都要求报人具有“通才”的业务素质，“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是说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在办报过程中就不免只抓芝麻而丢了西瓜。
　　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认为“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 。他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报人，不要总是停留在“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而要开阔胸襟，开拓视界，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尚虚文，关心时事，成为“高材博识之士”。
　　其实，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上海《字林西报》编纂主任蔡尔康当时评价王韬是“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枪炮、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化学、重学，无不融会于心。” 。同时的《申报》也称赞他“留心世事，博通中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 正因为如此，王韬才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类拔萃、启迪来者的杰出报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王韬首倡“通才”办报之后，关于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便成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翻检新闻学史籍，不难发现，从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每一部新闻学著作在讨论“新闻记者之资格”时，都毫无例外地认同了王韬的观点。例如，徐宝璜说：“普通访员所采编之新闻，非为一方面的、纯一的，乃为各方面的、十分驳杂的，故非有各方面的知识，事事内行，观察既不能透切，记载安望能明了?故其知识虽不必深，但不可不广也。”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一书中说：“新闻记者必要之常识，比诸一般常识，尤当较高一等，既于普通常识之上，又须有相当之素养”。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中说：“新闻记者要具备丰富的常识，可以说是包罗一切的常识，能具备了丰富的常识，才能熟知一切。然后无论采访新闻，编审新闻、评论新闻，都不至有盲目之弊。”由此可见，王韬的“通才”办报思想成了中国新闻学界的共识。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同样承认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总之，王韬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新闻理论的探讨还非常有限，对新闻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也只是初步的。但是，他用自己的报刊实践和对报纸功能的系统论述，提高了当时人们对报纸作用的认识，加速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进程；他亲手撰写的针砭时弊、倡导改革的政论，开创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他提倡的品性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对造就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和促进新闻工作者的自身修养起到了指路导航的作用。中国的新闻事业正因为有了王韬这样杰出的人才为其开路奠基，才有了迅速发展、蔚为壮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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