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中的措辞学问？

写作中的措辞学问？（汉语）

说话、行文时选用词句，经过选择使用的语句（意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严厉；说话时要注意～；措词强硬 ；他善于措词 。

选择合适的可以表达主题的多思考多琢磨就好了.

一、从宏观到微观是科学研究的科学发展的必然逻辑 人类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规律奥秘探索的科学历程，有两条规律指导着人们的科学探索活动。一是空间方面总是经过了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经历了一个由宇观——宏观——中观——微观——渺观，即从星系—→恒星—→行星—→宏观—分子—→原子—→核子—→……的过程。人类这个科学研究对象进化的序列表明人们的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越到微观的层面，其研究的难度越高，但是，微观世界的规律对人类的意义和贡献也就越大。因此，当代自然科学的前沿总是集中的微观的科学研究领域。例如，物理学中的核子、中子、纳米、夸克；生物学中的基因学；化学中的原子学说，如此等等。二是从简单、规则到复杂、混沌，从静态转向动态的研究。当代世界科学前沿中各学科中混沌学、分形论以及非线性动力学就是如此。 在人文科学中，这种规律也同样存在。只不过表现得更加隐晦：一方面是由宏观到中观到微观，另一方面，这样的转向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其研究发展过程以螺旋形的方式不断深化，不断掘进。中西写作学的进化、发展就是如此。 二、从宏观到微观：西方写作学史的规律 在西方，古典写作学经典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最早关注的文章的写作的整体的宏观的“理论与材料”、“文体风格”问题和中观的“文章布局”（开头、中间、结尾）的问题，到了古罗马时期，这一修辞学框架发展为西塞罗的“五艺说”——“1、觅材取材；2、布局谋篇；3、文体风格、4、记忆；5、讲演技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文体风格”是作为整体的风格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而在西塞罗那里，“文体风格”是作为整体的文体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这样，实际上，已经有宏观、中观的研究朝微观研究方向发展。到了中世纪，古典修辞便更加转向微观的文体研究，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发展称为强调微观行文的文体学研究。所以人们称这个时期的修辞学就是写作学。这一思想在文艺这是复兴时期，修辞学转向了更加微观的修辞格研究。世纪上，修辞格修辞学的兴起是行文研究的开始。到了20世纪，修辞学正式发展为文体学，以希尔为其代表。这时候的修辞学一方面研究行文中的“词——句子、段落——文章”的构成规律，一方面研究行文中的修辞格问题，修辞学的宏观研究，即 古典修辞学被冷落。而当代修辞学走向了重新的深化整合的研究阶段。一方面古典修辞学即论证说服的篇章论的修辞学得到了复兴，并且深化，另一方面，重视写作思维、强调对主体人格、读者人性、修辞认知、问题判断、修辞动机、修辞情景的研究。后者是关于真实写作语境下的行文规律的研究。 三、从宏观到微观：同样是中国写作学发展的规律 中国古代写作学的最早成果是《诗·大序》中的“六义”说。其中，“风、雅、颂”是文章的“文体风格”文体，它属于写作学的宏观研究。而“赋”“比”、“兴”则是关于诗歌的立意和篇章结构原理。因为，“赋”是敷陈，“兴”指运思的先后，而比是事物内涵相似的相似思维，既是文章立意的原理，也是文章篇章结构的原理。曹丕的《典论·论文》，一方面讲文章类型的题材风格一方面强调文章的“文气”。前者是写作学的宏观研究。后者，既可指文章的整体感觉，也可是指行文的节奏文气。后者则开始注意行文的问题了。 到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便开始和深化了写作心理过程的研究，并重点转向了行文研究。在陆机《文赋》写作过程研究中，虽然讲了写作灵感生成、组织谋篇、文体风格以外，大量篇幅还是讨论写作选择行为中的“意与辞”的关系、行文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问题。但是，陆机关于写作行文的思考还是停留的经验化的思维层面，并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行文思维原理的探讨，而刘勰《文心雕龙》便不同了。 虽然，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在宏观研究方面比前人深刻许多，讨论了写作的本体论问题，——原道、征圣、宗经、正维、辨骚；对文体风格和写作问题进行展开式的研究，在中观研究方面对文章的谋篇布局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但是，刘勰《文心雕龙》在中观方面的研究方面使用的心血远不如在微观研究——即行文研究的方面研究多。例如，在《文心雕龙》中，只有两篇（《镕裁》、《附会》）是有关文章结构的研究（其中有一半的内容还是讲行文的问题），而讨论行文（所谓“联辞结采”）问题的有10篇之多——声律、字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 其实，在《文心雕龙》中，关于文章的结构、谋篇问题并无多少理论成果，而在微观的行文研究方面的成果最为突出。例如，在专门的行文研究的《章句》篇中，刘勰对行文主要概括出了这样的规律：行文基调变化问题、义脉思绪的连贯问题、对偶复制的句法问题、语言的音节韵律问题。 事实上，刘勰《文心雕龙》关于写作规律的研究，已经到达了当时的世界最高学术水平，这是西方的修辞学和诗学理论所无法比拟的，其标志就是关于文章行文的微观研究的上述成果。 这是中国写作学界一次由宏观研究到达微观研究所形成的学术高峰。这是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便是再次由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深化性研究。宏观研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文道论和文气论的成熟，中观研究则是形成与宋元成熟于明代的“起、承、转、合”的章法理论，而微观研究则是清代桐城代古文写作理论中的词章学。 甚至在一个时期，也存在受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转向的规律。例如，在桐城代古文写作理论中的词章学之中。桐城派写作理论的先驱人物戴名世和方苞主张的是“义法”。这里的义是“言有物”的问题，而“法”则是讲的“言有序”的问题。“言有序”的本质还是一个思路意绪的秩序感的问题，还不是微观研究而是中观研究。真正的写作学的微观研究则是刘大櫆开辟的行文研究，即音节、字句研究：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也。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櫆：《论文偶记·13》） 这是真正的行文措辞研究。 当桐城派写作学家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的著名写作学理论成熟体系的时候，证明中国写作学走上了第二高峰。然而，当“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后，这便意味着桐城派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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