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和超专制的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和超专制的原因

中国社会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大一统皇权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历2132年，期间经过长长短短12个大一统皇权更迭，4个地方政权割据、混战时期。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无论是地方政权割据还是中央集权，其社会治理结构基本都在复制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没有什么进步。制度文明是在原地转圈，甚至明清相对于汉唐还有倒退。文学艺术自唐宋达到高峰后也在走下坡路。中国的科学技术自14世纪以来，就少见有系统的重大发明了。社会的发展、思想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我将这种长时期内体制的复制和发展的停滞称之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

丁晓良认为其成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原因：即生产方式的复制，治理结构的复制，教育结构的复制与人才结构的弹性。
1. 生产方式的复制。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以农业文明为主。为便于统治，全民集体走集权军国主义道路，自商鞅变法始中国历朝历代就开始实行“重农抑商”自然经济政策，这不仅阻碍了财富向工商资本转移，影响了科技进步，更要命的是，它阻碍了在中国建立相对于停滞的农耕文明而言具有无限扩展性和带动性的工商业文明，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在上述的2132年的历史长河中，生产方式一直停滞在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文明阶段，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发展停滞。
2. 治理结构的复制。由于中国以定居农业为主，人民世世代代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基于血缘组织的家庭、家族非常发达，而地缘组织的社区相对微弱，形成了熟人社会，宗法制，构成“家国一体”，丛林法则的治理方式。例如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在动员“贫乏游手之徒”造反时就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夺天下的人都是想要复制家天下的治理结构。皇帝就等于宗法制的大家长，地方长官就是父母官。自夏禹、商汤、周武王、秦始皇、刘邦以来就一贯如此，汉初又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三纲五常、“大一统”，为这种复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之后的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也莫不是再复制。就连忽必烈、努尔哈赤为首的游牧民族，由于其治理方式是基于丛林法则，与农耕文明原有的治理模式相近。入主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安逸的定居农业地区后，由于被治理地区的生产方式主要维持定居农业形式，其后人（如八旗子弟）的游牧民族开拓创新传统反而被大大衰减，乃至被汉族所同化。因此也在重复汉族的治理模式。例如慈禧太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兼之中华制度文明中缺乏制约皇权的政治基础，因此这种基于家国结构、丛林法则的治理方式在被基于契约精神治理的商业文明外力打破之前得以被不断复制、维持。
3. 从人才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的文官制，建立了金字塔结构的官阶体系，形成强有力的覆盖式管理网络。同时，在严格的蛛网式管理中，又实行科举制度，人人都可通过考试改变社会地位和家族命运，形成一种身份转移变换的机会。这既可稳定帝国统治，广纳人才，引导知识分子忠君报国，也可使社会矛盾有一定缓解，人才结构维持一定的弹性。至于考试的科目无非是复制陈旧的教育结构，引导知识分子以主要精力学好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忠君报国，到明清甚至发展为完全扼杀创造力的八股文考试。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及其激励结构不合理，导致帝制社会超稳定乃至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的复制，宗法制治理结构的复制，四书五经教育结构的复制与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文官弹性结构等综合作用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大一统皇权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帝制期间的超稳定，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面落后。当前，中国的GDP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产能世界第一，国际贸易额世界第一，城市化过程也正在如火如荼进展过程之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进入城市，市场经济正在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社会传统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宗法制治理结构正在缓慢、渐进的改变过程中，禁锢思想的教育结构复制仍然在延续。一句话，中国已经处于由超稳定结构转向渐进改良结构的转折点。我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够独立理性思考，知行合一，从自身做起，大家行动起来，避免宗法制治理结构的再复制和教育结构的再复制，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不可逆的渐进改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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