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发展的故事

从原始到近代的发展过成,编成故事

唯心主义完全从精神因素出发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旧唯物主义把人的主观意志、主观动机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二者在社会历史领域殊途而同归：均把纯粹的、单一的精神因素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才打破了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指导。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表述精练，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
由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论证精神因素的物质起源即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作为重心。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引起了某些善意的人们的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或者经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和攻击，把唯物史观说成是完全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经济主义。为了批判别有用心者的歪曲和攻击，同时也消除善意者的误解，并完整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书信，其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890年9月写给约·布洛赫的书信中。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严格说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力指的是人们的“意志合力”；广义的合力指的是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关于意志合力的思想，他明确提出了；关于总合力的思想，他虽没有明确地提出，但基本思想却有了。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人类“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他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我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社会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经历的不同，致使人们的意志各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动机和目的，并进行着不同的活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样一来，在社会历史领域便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活动的单个人，他们行动造成的结果却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而是跟自然界的运行过程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也就是如恩格斯所说：“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虽然这样，但不能因此就说，每个人的意志为零。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合力里面的”[1]（P477—478）。
这里，恩格斯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了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之所以说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是说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不起作用（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而是说它们不是作为单独的、孤立的因素直接对社会发生作用，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整体的作用，而这个总体的力量是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恩格斯不仅探讨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探讨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所造成的结果，这比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主观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不仅深入，而且高明。
（二）“总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致约·布洛赫的这封信中，恩格斯不仅提出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思想。为了准确地把握恩格斯的思想，特把恩格斯的原话抄录如下：“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 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P477）。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实际上提到了社会中的所有主要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实际上它们的含义多有交叉之处）。概括起来，这段话主要包含着如下重要观点：
1.要发挥社会合力的整体功能和效果。人的意志对社会的作用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发挥出来的，而是所有意志融合成总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作用。包括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社会动力系统的要素之一，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在交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系统整体，从而发挥着整体的功能。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从而使系统处于良性状态发挥出最大功效。
2.要坚持全面的观点，重视各种动力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要重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和经济因素，也要重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宗教等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
3.要坚持重点的观点，突出物质生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又不能把它们的作用等量齐观，因为经济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合力的论述语言精练，内容深刻。只停留于宏观的论述，难以深刻把握他的合力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下面就他关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分别加以具体探讨，以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他的合力思想。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突出强调了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补充并完善了他和马克思原先论述不够的精神因素的作用。纵观恩格斯晚年的书信，对精神因素的作用提出了以下的重要思想。
（一）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别有用心地宣称：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受经济摆布的机器，把思想看作是纯粹消极的形式和外衣，他们从来没有论述过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歪曲，他们（指“青年派”—笔者）“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2]（P97—98）。指称唯物史观轻视人，贬低思想、精神因素的作用，是这些歪曲者的共同特点。对此，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曾坦率地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P479）。出于巩固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 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对主体和精神因素的作用论述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它们的作用，只是说他们在某一时期强调的理论重点不同。
实际上，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重视人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系统地论述了人创造历史的各种重要作用。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继续坚持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明确提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在1894年1月25 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先后两次强调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他对意志合力作用的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强调。因此，认为唯物史观排斥人的作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承认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同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密切相关。因为人创造历史所依赖的便是他的意志、目的、计划等精神因素。前面已较详细地分析了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每个人的意志都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它们通过在相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合力，从而对历史事变产生影响。
不仅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作用，“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对于社会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
在各种精神因素中，恩格斯论述最多的是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它们是精神因素的典型形式。在阐述它们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的时候，恩格斯往往是以论述上层建筑作用的方式进行的。在我们多次提到的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和教义，都“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1]（P477）。
恩格斯并没有停留于原则性的议论中，而是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因为，经济不能自动地发生作用，它要借助于主体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必然性。他说：“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1]（P506）。 经济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经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关于它永远不能说：自然而然的活动……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 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3]（P273）。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 从而为社会发展开辟道路，这便是上层建筑的特定功能。
恩格斯晚年，在强调上层建筑作用的时候，总是与强调主体因素、精神因素的作用结合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思想上层建筑在整个上层建筑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上层建筑是以它为理论指导建立起来的；而上层建筑与主体的关系最密切。可以说，强调精神作用，与强调主体作用、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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