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阁的乐府诗集

汲古阁的乐府诗集

汲扆本
汲扆本是从清代到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宋本之前最为通行、最有影响的一个版本。它直接影响了摛藻堂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崇文书局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的诞生。可以说它在《乐府诗集》诸版本中的地位仅次于傅宋本。汲扆本的版式与汲晋本和汲本稍有区别，即全书中大多数的卷末有“东吴毛晋订正　男扆再订”字样。这是判定汲扆本的最为明显的版式特征。汲扆本传世甚多，全国各大图书均有，著录为普通古籍。
述评
汲扆本是在汲本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毛扆认为汲本不够令人满意，所以才会有再一次的校订。总体上来说，通过毛扆的这一次校订，产生了汲古阁本《乐府诗集》中最完美的一本，它在内容上相当接近傅宋本。它订正了绝大多数的汲本遗留的、汲晋本刊刻时产生的脱漏、讹误臆改之处，它对汲祖本（元本、王毛校）由于“先天缺陷”（汲祖本的底本是一个后期重印的无补版的明修本，漫漶断板较为严重；对校的绛云楼宋本是一个后期产生的、讹误甚多的本子）所产生的讹误进行了大胆的校改。当然，这种校改的主要依据是“他书”，因为毛扆没有看到过傅宋本，他之所以能够使汲扆本达到与傅宋本基本接近的程度，主要是依靠了他校。
缺陷
可以说，汲扆本的产生，使得汲祖本、汲晋本的绝大多数的错讹得到订正，但仍难免有所挂漏；不仅如此，汲扆本在订误的同时自身亦产生了一些讹误。
评价
汲扆本是汲古阁本《乐府诗集》最后的一本，也是内容上最为完善的一本，它代表了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现，是以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乐府诗集》活动为基础的。尤其是陆贻典，他广列诸校－－冯校、赵校、钱校、王毛校、钦校，为毛扆校书提供了可资参校的丰富的材料。汲古阁丰富的藏书，又为毛扆提供了他校的材料。在校本、他书齐备的条件下，汲扆本以求得事实之真为主要目的，从而克服了明修本和绛宋本带来的先天缺陷，成为清代及近现代一个远胜于元本的通行善本。
诗集
汲古阁整理刊刻《乐府诗集》，经过两代人四次校改，最终诞生了校对精良、堪称善本的汲扆本。从汲祖本到汲扆本，这期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校改过程。从汲祖本到汲晋本，错讹不断累加。首先是因为汲祖本使用了后期重印的明修本和后期产生的、讹误甚多的绛宋本，造成底本上的先天缺陷；然后是汲晋本刊刻时又增添了不可胜数的脱漏、讹误和臆改。汲本和汲扆本所做的努力就是校改汲祖本和汲晋本的错讹。相比之下，改正汲晋本的错误相对比较容易，一般只需较为严格地遵照底本，但要改正汲祖本的错误，则非得据他书校改不可。
事业
据陶湘统计，汲古阁刻书约有六百种有零。其中以刊刻十三经、十七史用力最勤，亦最为著称。《乐府诗集》这部书在汲古阁刻书中的地位，必不及十三经十七史，但亦不是末流，应是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毛晋对《乐府诗集》这部书评价颇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刊印过程中由草率转为精细。第一，毛晋的评价。毛晋跋从乐部诸书的分类说起的：“乐盖六艺之一也，乐部诸书，孟坚著诸经籍之首，贵与列诸经解之后，陈氏直厕诸子录杂艺之间，愈趋而愈微眇。”这说明毛晋倾向于将《乐府诗集》定位为乐书。《乐府诗集》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乐书与诗总集的双重特性，所以从宋代开始，它就既被著录在经部乐类又被著录在集部总集类。这两种不同的著录代表着不同的评价，在正统的眼光中，经部乐类的地位要远比集部总集类高。毛晋不仅将之视作经部乐类之书，且将之拔高至与经部诗类同等的地位上，如毛跋所言“太原郭茂倩集乐府诗一百卷，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词，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在此我们不对毛晋这种评价作是非判断，我们关注的是毛晋的这种评价对刻书的影响。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称毛晋的刻书标准是以经史为源本：“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毛晋将之作为经部书来刊刻，汲古阁刻书又以经史为重，这都说明毛晋对于刊刻《乐府诗集》是颇为重视的。第二，刊刻过程是一个由草率到精细的过程。毛晋校刻《乐府诗集》在 1639 年，适逢明清易代之际，政局突变，汲古阁出版事业颇受影响。王咸在校书过程中受到时局动荡的影响，如卷三十三题识“己卯四月廿六日阅完此本。忆早春，客有自西北来者，言流寇纵横，然所过或有全者，独官军一到，虽鸡犬亦无 □ 类矣，闻之蹙于伤心。兹读戎昱《苦哉行》，”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鋋。“乃知振古如斯也，可胜叹哉！与公。”卷五十九又题“己卯七月十四阅竟。闻良招危焉，心曲尽乱，疑有漏处。”不仅如此，初版的整个校刻出版过程都比较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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