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辽朝的成语故事

出自辽朝的成语故事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众多历史人物粉墨登场，如“左右天子为大忠”的宰相寇准，“老将知兵”的外戚名将驾前东面排阵使李继隆，“澶渊之功数第三”的枢密使王继英等大人物，以及出使契丹的张皓，率部射杀契丹大将萧挞览的周文质，宋真宗的贴身扈从侍卫王应昌等小人物。澶渊之盟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
　　要讲澶渊之盟，就要从寇准说起。宋真宗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宋真宗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于是，宋真宗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上任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事件。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太后摄政。萧太后就是前面提过的萧燕燕，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对于辽军的步步进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知道。宋真宗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宋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宋真宗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宋真宗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之前有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宋真宗不要动摇。宋真宗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真宗亲征，甚至还力劝真宗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堂堂中枢重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宋真宗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宋真宗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宋真宗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宋真宗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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