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右理学都显得有几分落寂

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右理学都显得有几分落寂

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右理学都显得有几分落寂，鲜有开山宗师。自宋至明，除了宋代杨万里、元代吴澄、明代吴与弼等人之外，有创见的并不多。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在抚州的南丰县、赣州的宁都县、九江的星子县三地，竟然崛起了一个颇负盛名的江右学者方阵。三地学人各有所长，思想相互碰撞，精彩纷呈。其中，谢文洊的“程山学派”以东西方文化交融后逐渐形成的独到创见，成为江右理学中的一抹亮色。
　　从专心应举到潜心学禅，再从心学转向理学，历经学术三变之后，谢文洊创造了“畏天命”学说，由此奠定其江右理学一派宗师的地位
　　谢文洊，字秋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出生于南丰县城西的一座普通民居。少年时期的谢文洊并没有显露出太多的天赋，唯一能够为他日后的成就做铺垫的细节，就是一次在舅父家借宿时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晚年的论著，几天几夜细读精研。
　　相比平淡的少年时光，谢文洊的学术经历却着实有几分周折，甚至跌宕起伏。
　　明崇祯十年（1637年），谢文洊的父亲谢天锡为了能够让几个儿子考取功名，特意在相邻的广昌县香山找了一处安静所在，盖起房舍，供他们研习应举学业。可惜，谢文洊辜负了父亲的苦心。两年后，他应试乡举未中，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之后，谢文洊重新研习备考，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就到了香山一座寺院，开启为期五年的“禅意人生”。
　　清顺治二年（1645年），谢文洊受到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王文公集》、王畿《龙溪集》两本著作影响，开始研究心学，并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前后皆备于今”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清顺治六年（1649年），应友人之邀，谢文洊前往新城（今天的黎川）参加学术辩论。其间，受友人王圣瑞影响，读到另一位理学大家罗钦顺的《困知记》后，突然开悟，转而全心投身理学研究。
　　几年后，谢文洊回到阔别多年的南丰县城西老家，建立“程山学舍”对外讲学。由此，世间多了一位“程山先生”。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43岁的谢文洊对于古今中外的“天命”之说进行了重释。在收录到《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谢程山集十八卷附录三卷年谱一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凡人心慑殚处，必有所著。如小儿怕严师，这怕是著在师身上；如吏胥怕官长，这怕是著在官长身上；临深渊履薄冰，这怕是著在冰渊上。此独知之地，非严师、非官长、非冰渊，如何不恣？须要知此一念灵明，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便是天命我的性；一念私欲，便陨越此天命。所以夫子说‘畏天命’，便是畏此独知也。”
　　从史料可知，谢文洊以“畏天命”为宗旨，以诚信为本，以识仁为体，以经世为要，其理学思想广为传播，在当时的江右理学影响深远。同乡士子、友人甘京、黄熙、封睿、曾日都、危龙光、汤其仁等均拜谢文洊为师，时号“程山六子”。甚至其祖父辈的谢退思、老辈名士李淑旦、大司马汤来贺都视谢文洊为师。即便在谢文洊坚辞之后，还将儿子送至谢文洊门下求学。以至于当时的南丰县令张黼鉴感慨道：“但得见秋水先生幸耳。”
　　由举业转为好禅，由好禅转为心学，由心学转向理学。十余年间，谢文洊的学术生涯历经三变，最终创新构筑了“畏天命”学说。并借助以“畏天命”的思想根基，聚集众多理学学者形成的“程山学派”，俨然成为“江右理学之宗”。
　　与一位天主教徒的数度论辩，谢文洊在东西方信仰的异同交锋之间，找到了文化融合的节点，“程山之学”成为江右理学的代表思想
　　“畏天命”语出孔子《论语·季氏》，后代儒学诠释甚多。但谢文洊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却隐含了西方宗教文化的成分，从而使其对“畏天命”的重释成为一种思想创新。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玄机？
　　国内从事谢文洊以及“程山学派”研究的权威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刘耘华经过多年研究，找到了一位影响谢文洊理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天主教徒刘凝。并据此揭开了一段谢文洊与刘凝之间东西方文化交锋与融汇的往事。
　　明清间以传教士为主要介质的中外文化互动大约持续了250年。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拓宽了中西文化各自的视域，并在不同层面上展开了思想与知识的重构，泽及后世，影响深远。而刘凝就是这样的介质。刘凝，南丰人，清初有名的天主教徒，曾任崇义县训导。著述丰赡，其中《说文解字韵原》被录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还能查到其参与编撰的《南丰县志》（《民国南丰县志》）。
　　在谢文洊所著的《日录三卷》以及后人编撰的《谢程山年谱》中，都能找到谢文洊与刘凝多次辩论西学的内容。《日录》记载了他们之间围绕“上帝属性”的争论。谢文洊认同刘凝借给他阅读的耶稣会士庞迪我所著《七克》一书观点，认同“上帝”（天命）的存在，认同道德践履离不开“他者”的监督。同时，却又坚决否定“上帝降生”等“启示真理”。
　　刘凝告诉谢文洊，在马厩降生的耶稣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化，以言行为万世典范，为了救赎万民而主动献身，用以引导人性中天赋之善而敬仰上帝。倘若不明了耶稣亲临人世的教诲与救赎，则“其道无由”。谢文洊则认为，西方人以“上帝”为“肉身之人（耶稣）”，“名为尊上帝,其实是亵侮上帝”。他与当时多数中国儒士的态度一样，不相信降生在马槽、身份卑微、且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居然会是天地万物之创造者和主宰者!
　　所以，谢文洊驳回刘凝，这不是尊崇上帝，而是亵侮上帝。在他的理解中，上帝是有赏罚权能的“上天”。得罪“上天”，必有灾祸的后果。因此对“上天”才必须“敬畏”；相信这样的“上天”，“畏”“怕”的行为才能产生实效并促成精神的纯化和人格的提升。这也是他异于以往性理之学的创新点。
　　刘耘华教授认为，谢文洊确立“畏天命”为学术宗旨，明显受到天主教的反向推动。正是在不断的认识交锋过程中，谢文洊所代表的东方儒家文化与刘凝的西方文化逐渐形成思想交融，并为程山之学注入了某种独特的内涵与表现方式：在以“中学”为体的名目之下，接纳一些“西学”的“工夫”之“用”，却又否认此“用”之来源。最终形成“程山之学”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次程山论学成就了江西三山学派，但在谢文洊传播过理学思想的故乡南丰，所有的历史留痕都已随风散去，竟然找不到任何踪迹
　　不仅是与西学的交流，谢文洊创立的“程山学派”和同一时期声名鹊起的江右两个文化团体宁都的“易堂学派”和星子的“髻山学派”来往甚密，其推行的“畏天命”学说得到他们的热烈回应。他在《宁都魏季子五十一序》中称自己与以魏禧为代表的“易堂九子”交往“为兄弟交三十余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还专程前往翠微峰拜访。
　　康熙乙巳年（1665年）农历四月初九，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日子。当天，“髻山学派”核心人物宋之盛专程来到南丰与谢文洊会面，这次会面不仅圆了两人书信论学10年的神交梦，还促成了一段江右学术史上堪称巅峰的交流往事。
　　经宋之盛邀约，正在新城讲学的魏禧、彭任也赶往南丰。于是，有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在谢文洊的《乙巳会语》、魏禧的《复谢约斋书》及宋之盛的《程山问答》中都有着较为翔实的记录。由此，以谢文洊的理学、魏禧的经术文章、宋之盛的气节共同构成的清初“江西三山学派”正式成型，并以学术方阵的形式，成为中国清初学术史上一道耀眼的光环。
　　这次聚会，自初九至二十五日，历时17天。其间，谢文洊、魏禧、宋之盛在程山学舍大举讲会，广论程朱理学，听者甚众。史料记载：“四方远近之游而过之者，殆无不知有程山谢子之学。”宋之盛亦叹道：“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矣！” 依依惜别之际，大家约定择年再聚首。
　　没想到的是，宋之盛返回星子3年后就去世了。自此，“江西三山”程山论学成为绝响。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谢文洊在南丰逝世，享年66岁。
　　谢文洊深受客观唯心主义影响，认为治学、创作都要替天行道，必须诚心诚意。在文论上，继承了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为人正直，认为“为学之本，畏天命一言尽之矣。学者以此为心法，注目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责，无犯帝天之怒”。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明学遗书》56卷、《谢程山文集》18卷均收入《四库全书总目》。
　　令人遗憾的是，在谢文洊倾其一生传播理学文化的故乡南丰，已经找不到任何关于谢文洊的痕迹。无论是谢文洊故居、程山学舍所在地等旧址，还是关于谢文洊以及“程山学派”的所有史料，在南丰县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知之甚少。
　　幸好，历史不会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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