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已经够完备了，乾隆为什么还要修呢？

原因：
1、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
2、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
3、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扩展资料
《四库全书》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那么，对传统学术的总结也就责无旁贷，因为传统目录学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排纂编次，进而通过文献典籍本身以及分类、编目、序录等方式来反映学术发展历史的。
因此，编排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就由此应运而生。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
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
民国三年（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
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
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诜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诜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四库全书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其目的不在文化而在政治 乾隆修《四库全书》前后整整花了10多年，一说10年编纂，10年抄写。全书修成后由于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系手工誊抄，共计25万余册，1600多万页，前后用了将近4000人抄写，近200人校阅，工程极为浩大。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45类，收3400余种，79000余卷，相当于明代《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故而人们把它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并列为中国三大工程。 乾隆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来编纂这部庞大的《四库全书》，按他自己说是为了整理文化古籍，一些古籍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总算是一件功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乾隆也在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 仅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二期）。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禁书总录》、《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果可信的话，则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

盛世修书,这是中国的传统.宋太宗命令大臣学士修《太平广记》500卷、《太平御览》10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宋真宗进一步继承这个传统,修《册府元龟》1000卷.称为宋代四大书.明代永乐皇帝诏修《永乐大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非常值得骄傲的一部大书.清代康熙皇帝诏修《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康熙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成亲王胤祉让他的门客陈梦雷修了一部10000卷的大书《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用铜活字排印5020册.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就是乾隆培训官员历史观的过程，通过这种培训，文官知道了如何控制舆论，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敏感度，最终实现了自我阉割的效果。 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为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 清高宗弘历即位第6年，即乾隆六年（1741），下令广搜天下奇书来充实天府宝藏。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下令各省加强访求天下书籍，编辑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正式成立。据《四库全书》卷首开列编纂的人，前后共有360多人。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下设相关官员，都是选派当时有学问、有专长的文人担任。如总纂官是纪昀（晓岚），这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尤其在民间，口碑甚佳。清代著名学者朱筠、于敏中、刘墉、戴震、余集、姚鼐、程晋芳、王念孙等都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经过10年的艰苦工作，全书终于完成。共收书3503种，79327卷，分装36304册，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它内容广泛，一方面起到了保护和整理古籍的作用，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书就有500多种。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所收书，是经过选择的，它排斥了许多与统治者思想不合的著作。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书、民间流行的文艺作品等都被排斥在外。另外，它还妄改了许多著作的原本。宋明时代与外族斗争的著作，或者完全加以排斥，或者将书中内容、字句加以删改，致使许多书籍失去了原貌。乾隆禁书、毁书，反映在当时刊刻的书目中。乾隆年间，仅官方刊刻的《全毁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总目》等就有多种。这些书流传至今已不多见了。至光绪年间，姚觐元辑为《禁毁书目四种》，这些书目客观反映了乾隆钳制思想、高压统治的实况，既是资料，又是罪证。乾隆时的毁书情况十分骇人听闻。仅以浙江一省为例，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8年间，就毁书24次，总计毁书530多种，13800多部，所以说，《四库全书》的搜求、编纂，也是乾隆皇帝进行书籍检查的一个借口，因此毁掉了不少古籍，前人评之为“功魁祸首”。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就是乾隆培训官员历史观的过程，通过这种培训，文官知道了如何控制舆论，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敏感度，最终实现了自我阉割的效果。 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为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 清高宗弘历即位第6年，即乾隆六年（1741），下令广搜天下奇书来充实天府宝藏。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下令各省加强访求天下书籍，编辑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正式成立。据《四库全书》卷首开列编纂的人，前后共有360多人。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下设相关官员，都是选派当时有学问、有专长的文人担任。如总纂官是纪昀（晓岚），这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尤其在民间，口碑甚佳。清代著名学者朱筠、于敏中、刘墉、戴震、余集、姚鼐、程晋芳、王念孙等都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经过10年的艰苦工作，全书终于完成。共收书3503种，79327卷，分装36304册，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它内容广泛，一方面起到了保护和整理古籍的作用，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书就有500多种。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所收书，是经过选择的，它排斥了许多与统治者思想不合的著作。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书、民间流行的文艺作品等都被排斥在外。另外，它还妄改了许多著作的原本。宋明时代与外族斗争的著作，或者完全加以排斥，或者将书中内容、字句加以删改，致使许多书籍失去了原貌。乾隆禁书、毁书，反映在当时刊刻的书目中。乾隆年间，仅官方刊刻的《全毁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总目》等就有多种。这些书流传至今已不多见了。至光绪年间，姚觐元辑为《禁毁书目四种》，这些书目客观反映了乾隆钳制思想、高压统治的实况，既是资料，又是罪证。乾隆时的毁书情况十分骇人听闻。仅以浙江一省为例，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8年间，就毁书24次，总计毁书530多种，13800多部，所以说，《四库全书》的搜求、编纂，也是乾隆皇帝进行书籍检查的一个借口，因此毁掉了不少古籍，前人评之为“功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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