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六书的四体二用

汉字六书的四体二用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先 说“转注”。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 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 ”。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同构”关系，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转注字，毕竟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 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那么用转注法构形的字都属于形声结构。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汉字构形的演化，那么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构成之前已有原体字），而形声是受其启发而出现的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构字之前并无原型）。这是历时观点。转注与形声，从共时平面来看，二 者同构而易混；从历时演化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再说“假借”。它能否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所谓“造字法”，意见根本对立。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我们还须再冷静地思考。许氏所谓“假借”之界说，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来说 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当指语词的意义，然后再赋予那个借字。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假借” 似乎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 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借”何尝不是利用原有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并不符合许慎“假借”界说的原意。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视为“不造新字的构形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 到了它的特点。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 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假借（包括引申）”（其结果是一字多义） 之繁多。受“假借”而为“转注”之启发，“形声”便应运而生。这一演化规律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护着自身的表意体系和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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