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如何教育大学生?他们对教育的研究水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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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时间 2021-10-07 05:53
- 提问者网友:無理詩人
- 2021-10-06 14:43
国外如何教育大学生?他们对教育的研究水平如何?
最佳答案
- 五星知识达人网友:深街酒徒
- 2021-10-06 15:39
2009年开学之际,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杰拉德·格拉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向大学生建议:“你需谨记,仅仅知道一大堆知识是没有什么用的,除非你能将你所知道的知识用在辩说中。”
事实上,作为在大学和职场成功的核心技能,辩说能力的重要性正在获得美国中小学的重新认识。
那些特别有主见的学生的家长,对于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辩说,似乎有些不解。他们或许不知道,逻辑性辩说跟家庭中的情感性说理是不同的,大多数学生对于如何识别、理解和建构逻辑性辩说知之甚少。
从2002年开始,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资助了13项有关培养学生辩说能力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如何在恰当的教育环境下提高学生的辩说技能提供了一些思路。
尽管早在古希腊,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教育家就曾阐述过有技巧的辩说的益处,但现今的学校通常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教学生如何为论证或反对某一观点进行理性阐述。
根据2007年的最近一次“全国教育进步评估”数据,跟辩说有一定关联的“劝说性写作”,达到“优秀”或“熟练”等级的12年级学生只占26%,有34%的学生“合格”,27%的学生“不稳定”,其余的学生根据考试分数属于“不合格”或“不令人满意”。
好的消息是,一些教学方式似乎能够对之有所帮助。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安妮·布里特说:“问题还不是太严重,不需要采取激进的措施。”
安妮·布里特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他们只有在30%的时间能够识别出某个辩说的主要观点和理由。他们所犯错误的16%是将反驳观点当成了主要论点。
哥伦比亚教师学院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教授狄安娜·库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研究儿童辩说技能的培养。根据她的研究,在识别对方的视角、调动证据弱化对方观点这方面,学生会感到更加吃力。通常情况下,学生会在他们的辩说中表现出研究者所说的“我的观点偏见”。
“他们倾向于给出支持自己观点的所有理由,而完全忽略了其他替代性观点的存在。”库恩女士说,“他们说了他们必须说的一切,而且利用高声,希望对方甘拜下风。”
库恩在她2005年出版的《为了思维的教育》一书中还写道:提高学生辩说技能的另一个障碍在于,学生并没有机会身处特定环境感受辩说的价值,尤其是在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会说,“这无济于事,因为你不会有什么结果”,或“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遇到两难困境的时候,他们也会倾向于选择妥协、调和双方意见或屈从对方。
库恩认为,“孩子们需要意识到,辩说并不是一件能无则无的事情。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是她去年在一篇论文中表达的一个观点。
为了提高学生的辩说技能,库恩女士和哥大教师学院的同事在哥伦比亚初中——纽约市离哥大校园不远的一所公立学校——开设了一个单独的哲学课程。
学生利用即时通讯软件在电脑上进行对话,分小组讨论诸如行为不端的孩子是否应该被开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是个好主意等问题。他们还将这些在网络上的讨论打印出来,进行分析,为班里的“摊牌”辩论会作准备,并撰写一篇表达自己最终观点的论文。老师一般不给学生关于如何辩论的直接指示,而是扮演着教练和导师的角色。
跟同一学校传统哲学课的同龄人比起来,该课程的6年级学生在1年后表现出了更高的辩说能力,能够挑战对方论证其观点,对对方进行反驳的能力要强于其他学生。
到了7年级快结束时,也就是学生在上了两年的实验课之后,他们能够就从未涉猎的话题撰写出更好的论说性文章。
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布里特女士通过网络为高中生和大学生开设了一个短期培训课程,目标是教给他们辩说的基本组织结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1个小时的培训,学习心理学的高中生能够比同一老师教的同年级学生更加熟练地识别出有缺陷的辩说和缺乏支持的观点。如果在培训过程中能够给学生及时反馈,他们的成功率会更高。
不过,布里特说,为了检验能力是否得到保持,1个月后还需要对学生进行测试。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的心理学家理查德·C·安德森在小学高年级进行实验,他发现,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道德、实践和社会两难困境的讨论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辩说技能。
学生们讨论的其中一个两难困境是,凯利进入了学校绘画比赛的决赛,大家都认为她能够获得亚军。凯利发现画得最好的那个同学把画丢在了操场上,正好天要下雨了。学生们要辩论的问题是:凯利应不应该去告诉那个同学。
安德森先生的课程被称为“合作推理”,如今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资助下在伊利诺伊州的36个班进行实验。之前一个较小规模的对此种教学法的研究,得出了令人期待的结果。
例如,每周两次的小组讨论课程进行1个月后,伊利诺伊州一个城市贫民区的拉美裔学生能够比其他班的学生写出更长的论文,能够在文章中整合进更多的反论、证据、理由,使用更丰富的词汇。而且,他们的阅读和听说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我想人们一定很吃惊。孩子们展示他们能力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安德森先生说,“普通学校学生的机会非常有限,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极好的反馈。私立学校就不同,那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思考。”
安德森还强调,孩子们辩说能力的提高,教师除了基本辩论礼节之外,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太多的直接指示。
“教练能够帮助运动员准备比赛。”安德森说,“但参加比赛的是运动员。”
泰丽莎·斯科特是宾夕法尼亚州一所独立学校的校长,对于她来说,放手让学生进行辩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她的很多学生有学习障碍,阅读成绩低于年级水平。斯科特利用晨会时间通过一些游戏来教学生们的辩说技能,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如今,孩子们能够自行组织并评价他们的辩论。
“最终,孩子们甚至能够自己提出他们要辩论的问题。”斯科特校长说。
据教育科学研究所全国教育研究中心教学部的副主任伊丽莎白·阿尔伯介绍,该机构资助的其他旨在提高学生辩说技能的项目,正在数学、科学、教育技术等学科进行实验。
“越来越多的人在从网络获取信息,你必须具备信息评估的能力,尤其是在涉及有关环境、医疗、科学等主题时。”布里特说,“如果你不理解试验的重要性,以及理论是用来做什么的,那么,任何信息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都具有同等的可信度。”
事实上,作为在大学和职场成功的核心技能,辩说能力的重要性正在获得美国中小学的重新认识。
那些特别有主见的学生的家长,对于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辩说,似乎有些不解。他们或许不知道,逻辑性辩说跟家庭中的情感性说理是不同的,大多数学生对于如何识别、理解和建构逻辑性辩说知之甚少。
从2002年开始,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资助了13项有关培养学生辩说能力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如何在恰当的教育环境下提高学生的辩说技能提供了一些思路。
尽管早在古希腊,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教育家就曾阐述过有技巧的辩说的益处,但现今的学校通常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教学生如何为论证或反对某一观点进行理性阐述。
根据2007年的最近一次“全国教育进步评估”数据,跟辩说有一定关联的“劝说性写作”,达到“优秀”或“熟练”等级的12年级学生只占26%,有34%的学生“合格”,27%的学生“不稳定”,其余的学生根据考试分数属于“不合格”或“不令人满意”。
好的消息是,一些教学方式似乎能够对之有所帮助。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安妮·布里特说:“问题还不是太严重,不需要采取激进的措施。”
安妮·布里特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他们只有在30%的时间能够识别出某个辩说的主要观点和理由。他们所犯错误的16%是将反驳观点当成了主要论点。
哥伦比亚教师学院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教授狄安娜·库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研究儿童辩说技能的培养。根据她的研究,在识别对方的视角、调动证据弱化对方观点这方面,学生会感到更加吃力。通常情况下,学生会在他们的辩说中表现出研究者所说的“我的观点偏见”。
“他们倾向于给出支持自己观点的所有理由,而完全忽略了其他替代性观点的存在。”库恩女士说,“他们说了他们必须说的一切,而且利用高声,希望对方甘拜下风。”
库恩在她2005年出版的《为了思维的教育》一书中还写道:提高学生辩说技能的另一个障碍在于,学生并没有机会身处特定环境感受辩说的价值,尤其是在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会说,“这无济于事,因为你不会有什么结果”,或“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遇到两难困境的时候,他们也会倾向于选择妥协、调和双方意见或屈从对方。
库恩认为,“孩子们需要意识到,辩说并不是一件能无则无的事情。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是她去年在一篇论文中表达的一个观点。
为了提高学生的辩说技能,库恩女士和哥大教师学院的同事在哥伦比亚初中——纽约市离哥大校园不远的一所公立学校——开设了一个单独的哲学课程。
学生利用即时通讯软件在电脑上进行对话,分小组讨论诸如行为不端的孩子是否应该被开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是个好主意等问题。他们还将这些在网络上的讨论打印出来,进行分析,为班里的“摊牌”辩论会作准备,并撰写一篇表达自己最终观点的论文。老师一般不给学生关于如何辩论的直接指示,而是扮演着教练和导师的角色。
跟同一学校传统哲学课的同龄人比起来,该课程的6年级学生在1年后表现出了更高的辩说能力,能够挑战对方论证其观点,对对方进行反驳的能力要强于其他学生。
到了7年级快结束时,也就是学生在上了两年的实验课之后,他们能够就从未涉猎的话题撰写出更好的论说性文章。
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布里特女士通过网络为高中生和大学生开设了一个短期培训课程,目标是教给他们辩说的基本组织结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1个小时的培训,学习心理学的高中生能够比同一老师教的同年级学生更加熟练地识别出有缺陷的辩说和缺乏支持的观点。如果在培训过程中能够给学生及时反馈,他们的成功率会更高。
不过,布里特说,为了检验能力是否得到保持,1个月后还需要对学生进行测试。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的心理学家理查德·C·安德森在小学高年级进行实验,他发现,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道德、实践和社会两难困境的讨论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辩说技能。
学生们讨论的其中一个两难困境是,凯利进入了学校绘画比赛的决赛,大家都认为她能够获得亚军。凯利发现画得最好的那个同学把画丢在了操场上,正好天要下雨了。学生们要辩论的问题是:凯利应不应该去告诉那个同学。
安德森先生的课程被称为“合作推理”,如今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资助下在伊利诺伊州的36个班进行实验。之前一个较小规模的对此种教学法的研究,得出了令人期待的结果。
例如,每周两次的小组讨论课程进行1个月后,伊利诺伊州一个城市贫民区的拉美裔学生能够比其他班的学生写出更长的论文,能够在文章中整合进更多的反论、证据、理由,使用更丰富的词汇。而且,他们的阅读和听说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我想人们一定很吃惊。孩子们展示他们能力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安德森先生说,“普通学校学生的机会非常有限,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极好的反馈。私立学校就不同,那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思考。”
安德森还强调,孩子们辩说能力的提高,教师除了基本辩论礼节之外,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太多的直接指示。
“教练能够帮助运动员准备比赛。”安德森说,“但参加比赛的是运动员。”
泰丽莎·斯科特是宾夕法尼亚州一所独立学校的校长,对于她来说,放手让学生进行辩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她的很多学生有学习障碍,阅读成绩低于年级水平。斯科特利用晨会时间通过一些游戏来教学生们的辩说技能,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如今,孩子们能够自行组织并评价他们的辩论。
“最终,孩子们甚至能够自己提出他们要辩论的问题。”斯科特校长说。
据教育科学研究所全国教育研究中心教学部的副主任伊丽莎白·阿尔伯介绍,该机构资助的其他旨在提高学生辩说技能的项目,正在数学、科学、教育技术等学科进行实验。
“越来越多的人在从网络获取信息,你必须具备信息评估的能力,尤其是在涉及有关环境、医疗、科学等主题时。”布里特说,“如果你不理解试验的重要性,以及理论是用来做什么的,那么,任何信息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都具有同等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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