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白话诗歌形式上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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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时间 2021-04-06 04:53
- 提问者网友：雨不眠的下
- 2021-04-05 23:53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白话诗歌形式上的革新?
最佳答案
- 五星知识达人网友：平生事
- 2021-04-06 00:09
1935 年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曾做了一个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的演讲， 一开头即声明“我对于教育还是一个门外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过， 我们讲文学革命， 提倡用语体文， 这些问题， 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也往往我们看到的问题，而在教育专门家反会看不到的”。①我们由此而产生了研究的兴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倡导的文学革命， 与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关系？ 他们看到并提出了怎样的教育问题？ 并有过怎样的讨论？ 这些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意义？ ——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1917 年1 月1 日发行出版的《新青年》2 卷5 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 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首次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文学写作的工具， 强调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今日作文作诗， 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 不如用20 世纪之活字， 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 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文章另外两个重点， 一是强调“言之有物”， 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 既无高远之思想， 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 “不作古人的诗， 而惟作我自己的诗”， “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 一一自己铸词， 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 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 即是功夫”。②
胡适的这篇文章是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的， 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 即以“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 又以“文的形式”的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胡适后来有过更明确的说明： “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 ③“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 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 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 是不拘格律的”， “形式上的束缚， 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 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 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④这里说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解放运动， 文字与文体的解放背后， 是精神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
由胡适的文章引发了《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持续讨论，后来又有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2 卷6 号) 、钱玄同的《寄陈独秀》(3 卷1 号) 等文， 予以响应与发挥。我们感兴趣的是，讨论的开始还限于“文学”， 后来，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 与陈独秀讨论“文学之界说”问题， 提出了“文学”与“文字”之辨， 主张以“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为文学， 而将“科学上应用之文字”， 包括“新闻纸之通信”、“官署之文牍告令”、“私人之日记信札”等均列入“文字”范畴；陈独秀在附识中则强调他的“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分， 认为刘半农的“文字”即是他所说的“应用之文”。⑤紧接着钱玄同就在《新青年》3 卷5 号上的《通信》中发出了“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呼吁， 并引发出了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载《新青年》4 卷1 号) 。这样， 就由文学写作的讨论引向了应用文写作的讨论， 或者说将文学革命、文学解放的要求扩展到了写作的解放。如刘半农、钱玄同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吾辈做事， 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 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 只是学着古人， 便是古人的......余下全文>>
1917 年1 月1 日发行出版的《新青年》2 卷5 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 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首次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文学写作的工具， 强调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今日作文作诗， 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 不如用20 世纪之活字， 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 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文章另外两个重点， 一是强调“言之有物”， 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 既无高远之思想， 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 “不作古人的诗， 而惟作我自己的诗”， “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 一一自己铸词， 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 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 即是功夫”。②
胡适的这篇文章是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的， 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 即以“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 又以“文的形式”的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胡适后来有过更明确的说明： “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 ③“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 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 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 是不拘格律的”， “形式上的束缚， 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 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 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④这里说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解放运动， 文字与文体的解放背后， 是精神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
由胡适的文章引发了《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持续讨论，后来又有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2 卷6 号) 、钱玄同的《寄陈独秀》(3 卷1 号) 等文， 予以响应与发挥。我们感兴趣的是，讨论的开始还限于“文学”， 后来，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 与陈独秀讨论“文学之界说”问题， 提出了“文学”与“文字”之辨， 主张以“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为文学， 而将“科学上应用之文字”， 包括“新闻纸之通信”、“官署之文牍告令”、“私人之日记信札”等均列入“文字”范畴；陈独秀在附识中则强调他的“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分， 认为刘半农的“文字”即是他所说的“应用之文”。⑤紧接着钱玄同就在《新青年》3 卷5 号上的《通信》中发出了“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呼吁， 并引发出了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载《新青年》4 卷1 号) 。这样， 就由文学写作的讨论引向了应用文写作的讨论， 或者说将文学革命、文学解放的要求扩展到了写作的解放。如刘半农、钱玄同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吾辈做事， 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 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 只是学着古人， 便是古人的......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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