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居正的评论？

要长篇大论，写演讲稿用的

评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形象
《张居正》与历史小说创作
古道悲风
一部匠心独运的历史小说
青史自凭后人说
还原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的艺术化与戏谑化
历史小说作家的历史观
才思与气度
走进原型
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随想
走向“大失败”的结局
一个情字，如何了得
权利、文化与王朝的命运
中国文化的真史诗
《张居正》编余拾零
厚诬与粉饰不可取
厚诬乎？粉饰乎？
拒绝“戏说”历史
历史的诗化
读《张居正传》
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史实精神和当代意识
熊召政与他的《张居正》
文思：在历史的空间中纵横
《张居正》：改革的辩证法
文学，在历史的风云中散了一次步
铁血悲歌映丹青
人生四季，历史循环
为什么要写《张居正》
让历史复活

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湖广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他的祖先是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士兵，祖父张镇在辽王府当护卫，父亲张文明一辈子只是一个秀才。而张居正从小就天资过人，加上好学不倦，十二岁时就中了秀才，二十二岁时又考上进士，从此踏上从政之路。 明代并没有宰相的职位，仅由内阁大学士中，找出一位资深者称做“首辅”。首辅十分受皇帝的礼遇与信任，权力很大，所以有很多人抢着做。而张居正初入仕时，正是严嵩和夏言争做首辅的时候。张居正拜徐阶为师，眼见严嵩担任首辅败坏朝政，就上奏本请皇上实行改革。可是皇帝并没有理会张居正所上的奏本，张居正只好告病请假回江陵。 三年后，穆宗即位，严嵩下台，任用徐阶为首辅。张居正立刻被提拔进入内阁，他和高拱一起合作，开始提拔人才、整顿吏治、平反冤狱、收拾人心。因为张居正做事踏实，徐阶就派张居正承担起边防重任，于是他就重用老将李成梁、王崇古镇守辽东，再调谭纶、戚继光加强边防，使得来犯的敌人都无功而返。 公元1572年，穆宗驾崩，张居正得到皇太后的支持辅佐少帝，并且有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合作，得以大权在握，从事大改革，施展福国利民的愿望。 首先，张居正昭告百官：六部、六科采用“考成法”，京官、地方官定期考核。只要有法令订定就一定施行，而且赏罚分明，凡是征税粮不足九成，一律处罚。接下来又责由吏部将不管事的闲员，全部裁弃，因此确定行政系统的施行，进而澄清吏治。 接下来，张居正又推行“一条鞭法”简化赋役，因为明朝的税制除了田赋之外，还有徭役，项目之多常造成民众的不便，更给了许多土绅劣豪假公济私的机会。一条鞭法恰可以挽救这个缺失。因为张居正将赋役化繁为简：差役合并、役归于地；又清丈全国土地，依田亩多寡征税，官收官磅。这样一来，不仅百姓觉得很便利，逃税者也大大减少，增加国家不少税收。 此外，他又治理黄河、淮河，消弭水患，使得衰败的政治日有起色。但是因为为国辛劳成疾，于公元1582年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追谥文忠。 张居正的改革使国家财政状况得到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改革也遭到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死后为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天启时，恢复名誉，予葬祭。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1）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基础 （2）以集权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保证 （3）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4）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举措。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张居正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5）张居正刚毅而决胜的品格这样的人肯定会有人说三道四，人无完人，大体上是好的。 明朝的政治家张居正，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起，当了10年宰相，于万历十年(1582)年病死。他为扭转嘉靖以来朝政腐败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政治的工作，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贽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生于江陵草市，死后遗体隆重葬在江陵城东门外，世人称他为"张江陵"。他5岁入学，七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6岁中了举人，23岁经会试、殿试取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升为翰林院编修，43岁进入内阁，当了大学士，48岁当了宰相。 那时，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盾尖锐，危机严重。他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使民"足食足衣"革新政治的措施。 (一)精简机构，裁汰冗员。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徐阶曾任过首辅，也是推荐他入阁的人，但当徐阶的亲属对清丈全国大地主隐瞒的庄田进行破坏时，他也决不宽恕。他主持颁布的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三)蠲免积负，减轻人民负担。 (四)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他曾上书神宗说："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所以史书称他"善知人"。 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 万历五年，他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他应该回家"守制"。但他考虑到国事纷繁、主上年幼，仍然"吉服视事"，没有回家守制。这又引起了一些人的攻击，说他"忘亲贪位"。吏部尚书张翰甚至捶胸长叹道："三纲沦矣!"但在他的坚决抵制和皇帝的支持下，这些攻击他的人，都一个个受到了撤职的处分。 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过去因攻击他而受到处分的人，一个个官复原职，竭尽全力在神宗面前污谄他。神宗被这些谗言迷惑了，遂公布他的罪状，下令削去了他的官秩，剥夺了他的谥号，查抄了他的家产，几乎劈棺戮尸，他的长子张敬修被捕人狱，其他亲属都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抄家的结果，才知他的家产不及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到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恢复了张居正的官秩，重新予以葬祭。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他鸣冤，他的冤案才逐步得到了纠正。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 张居正不仅热心于革新政治，还留下了一些内容丰富的政治论文和感情真挚的诗篇。有《张文忠公全集》传世。

对“宰相之杰”的争论　　在嘉靖中期以后，到隆庆、万历时期，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王阳明的心学大行于天下。其追随者为传播学问，创设了很多书院，来往于各书院讲学的，先后有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湛若水、耿天台等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是张居正执政期间最为著名的学者。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因此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隐六十二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都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以求赦，有的愿舍身替死。何心隐“瘐死”狱中之后，有人指斥张居正为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在张居正死后，这种声音愈加强烈。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他在《答邓明府》一文中写道：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隐？李贽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 　　当其时也，官学的学生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拣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由于传统文化遭到无情的解构，一些诸如理想、尊严、道德等固有的观念为年轻人所不齿，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张居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当时的讲学之风也深为忧虑，他害怕所有的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断然下令关闭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这样做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服务。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对这一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没有对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评，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也”。可见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神宗当老师的。神宗也非常信任于慎行，张居正死后，还让他入阁当了辅臣。宦官张诚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神宗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写信要丘橓别把事情做绝了。这封信的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满朝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并希望停止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当时传播极广，许多正直的官员都佩服于慎行的勇气。于慎行有君子之风，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也从不登门拜访。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因此?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康。虽然于慎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为人也不全赞同，但却在张居正遭受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仗义执言。神宗后来即时停止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研究历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还应该研究同时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比《明史》更为可靠。我觉得张居正担当“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对人的评价标准，历来都是把道德评判放在第一位，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可以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惟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要看他执政期间的作为，是不是有功于社稷，有利于人民。“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八个字，构成张居正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是站得住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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