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主要差异

19世纪前期，中日两国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都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到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都为了不平等条约，先后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的时间和路线也都差不多。清政府派出的蒲安臣使团比日本明治政府派出的岩仓使节团出发早三年，访问的国家比日本使团少一个，但是，两个使团的层次却大不相同。

中国使团“团长”是美国人，两个“副团长”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成员志刚和孙家谷的级别在出访前太低，一个是章京，一个是知府，原本就是“记名”的空衔，为了出使才赏了个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和礼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享受副部级待遇，没有实权。使团的任务只是了解外情，游说各国，劝阻修约。使团是国家的代表，派出这样的使团可见清政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而日本使团则集中了明治政府的要员和精英，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仅这三个人就充分显示了使团的规格。而且人家在出发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目的之一就是落实《五条誓文》中的“求知识于世界”。因此，蒲安臣使团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岩仓使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认真考察调研，认清了世界潮流，明确日本改革发展的方向，回国后大力提倡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各项改革和日本近代化进程。

社会根本制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