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作者是谁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作者是谁

出自 行路难·其二
唐 李白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意为：大道像天空一样的广阔光明,却独有我一个人不能展露峥嵘。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自己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交接一些纨绔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那么，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呢？“曳裾王门不称情，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剑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自己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剑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现在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象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么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这首诗表现了李白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顿中仍然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象燕昭王和乐毅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它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

大诗人李白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树立了“愿为辅弼”的远大志向，决心要为济苍生、安社稷而克尽厥职，大半生都在摩顶放踵、孜孜不倦地劳碌奔波。曾三次投奔长安，以便登朝入仕，大展鸿图。然而，即使在他生活的所谓盛世时期，他也美梦难圆，只能落得个“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悲凉结局。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他从安陆来到长安后，通过光禄卿许辅乾的介绍去拜访一向爱推贤进士的右丞相张说。不巧的是张说正在病中，便嘱托他的二儿子张某接待了李白。没有想到这个爱士之家的二公子却是一个嫉贤妒能之辈。他想方设法疏远李白。李白从初夏等到深秋，一直再没有见到张某。这次遭遇使李白弄清了世道：即使在圣主治下的盛明时期，也是“行路难”啊。于是写下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诗句，只好慨叹“行路难，归去来”了。 　　天宝元年（742年）八月，因为玄宗诏令天下道门龙凤来集京师，已经42岁的李白在朋友元丹丘的推荐下接到朝廷召他入京的诏书。李白以为这下终于时机来了，他又惊又喜，额手相庆，不仅“呼童烹鸡酌白酒”般地狂饮自慰，而且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次李白只用了十天，就跨越两千余里赶到了长安。李白这次到长安，倒是得到了玄宗的接见，也被擢为翰林大学士，让他“随时待诏”，以便为皇上“佐佑王化，润色鸿业”。然而，李白没有想到玄宗所谓的“佐佑”和“润色”的并不是他所理解的“王化“与“鸿业“，而是侍候皇帝洗澡、侍候娘娘赏花、给梨园配词之类为帝妃们吃喝玩乐效劳的无聊琐事。这就让李白陷入莫可名状的苦恼之中。一个“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的大诗人，却干的是太监、宫女们的事情，他能不感到憋屈、窝囊？当然，李白在长安也有玄宗赐袍、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醉写吓蛮书等蔑视帝王权贵的传说，确实也能聊博一哂，颇为解颐。但毕竟有众人的加工、润色乃至臆造。这些传说中，“赐袍”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写了“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的赞词，玄宗一时高兴，便赐给李白一件宫中锦袍。而多数传说都是“醉写吓蛮书”时人们的臆想和编造。所谓“醉写吓蛮书”，那是天宝二年（743年）冬天发生的故事。那天，李白正在和贺知章、张旭等一帮文人在酒楼喝酒时，突然接到玄宗的诏书，让他为朝廷起草出师诏。李白欣然应诏，并在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里，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写下千余言，得到玄宗的称赞，玄宗甚至放言要授他中书舍人的实职。没想到是第二天朔方节度使、左武卫大将军王忠嗣的一番奏谏，却让李白十分得意的“吓蛮书”成了一叠废纸。不过，“醉写吓蛮书”这件事也确实让李白施展了才华，加上多次为宫廷填词赋诗的表现和玄宗的奖掖，于是，“恃才傲物”、“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等谗谤接踵而来，甚至连他《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官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也被指斥为影射贵妃。宠臣的谗谤，奸佞的排挤，使玄宗也渐渐疏远了李白。李白只能“徘徊庭阙下，叹息光阴逝”，过着放荡醉酒的生活。他在写下“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的诗句之后，终于上书请求”还山”，玄宗自然“恩准”。天宝三年（744年）暮春，李白写了最后一首古风《秦水别陇首》：“秦水别陇首，幽咽多悲声……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就是在这样的心绪下，李白离开了长安。 　　十年之后的天宝十二年（754年），李白第三次来到长安。这次是为了向朝廷告发安禄山造反之事，同时进献济时之策，以便消除这场大乱，实现他济苍生、安社稷的夙愿。虽然这次他和老朋友杜甫经过许多努力，却没有见上一位有权势的朝廷官员，反而碰上朝廷正在处置“诬告”安王爷谋反的罪犯。这让李白大惊失色，遂打消了揭发安禄山、进献济时之策的念头。此年秋天，李白告别了杜甫，应从弟李昭之邀，南下宣城去了。 　　李白三入长安，终于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这个时期的朝廷已是一片昏暗，唐玄宗也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大乱即将起来，亡国之祸就在不远。李白虽然心愿化作泡影，但严酷的现实使他后期的诗歌具有了更深刻的思想内容。《战城南》《关山月》《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丁都护歌》等不朽作品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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