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地主是以什么形式进行兼并土地？

在明末，地主是以什么形式进行兼并土地？

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地主主要靠自己的原始积累放租和高利贷，通过放和收的方式，逐步兼并土地。在放的同时，有很多人就还不起，就用土地去抵押，在规定的期限内还不清，土地就归地主所有。于是，日积月累，地主逐渐兼并土地，这样，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就真正成了“地主”。

明朝末年，中国土地本来已经很为集中。皇室勋戚和大臣的庄田，在嘉靖年间(1522—1566)达到20万多顷，分布在许多省份里面，占当时纳税田亩总数的1／20。至于占地几万亩几千亩的地主，则即从现有极不完全的记录里已可看出所在多有，如万历时(1573—1619)南直隶有占田7万亩的大地主；浙江奉化一县的土地，戴澳一家占了一半①；湖南桂阳也有半数土地为几家邓姓地主所占尽。万历时邓文盛“数十里田舍相望”，崇祯时(1628—1644)邓仁心“兄弟田数百顷……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②。 地主占有的土地多数是佃给农民耕种，以地租的形式剥削农民的生产物，据顾炎武估计，苏州、松江一带，佃户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九③。浙西湖州，据张履祥说也是“田多者辄佃人耕种，而收其租”④。少数地主雇工耕种，如江南常熟、太仓等县，雇佣长工几百人治田几千亩的经营地主有好几家⑤；陕西韩城有占田万亩雇农数百的大地主⑥，但无论是佃农雇农，都是贫无立锥的农民。所以明末土地占有关系上的矛盾发展到了极尖锐的程度，这种尖锐矛盾，在农民起义军的势力所及的地区，曾经获得了部分的和暂时的解决，可是一人了清统治时期，又立刻出现了原有的尖锐矛盾；至于农民革命势力原未达到的地区，如江浙太湖流域，在清统治中国以后，明末原已严重的土地集中程度，不仅没有减低，而且续有增加，地主的土地兼并并未有所中断，而是在不断地继续进行。

土地兼并，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
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土地的私有和允许自由买卖。由于自然经济的实质就是农业经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必然维护其统治的经济基础，必然维护农业经济，因而提出了“以农业为根本”的思想，作为主要的经济指导思想，这种经济指导思想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重农抑商”行为。重视农业的发展，本身无可厚非，相反，它有利于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安定，有利于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抑制商业却严重阻碍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在这种经济政策下，原本成为社会经济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商业成为“末业”、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下等职业，经营商业都被认为是“操手游食之徒”，封建统治者向其征收重税，迫使他们从事“本业”。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封建社会个人财富的象征，官僚、地主甚至包括经营有方、略有盈余而致富的个别农民，都把土地作为唯一的投资对象，纷纷买田置地。于是乎，越有钱者，土地占有量就越大；土地占有量越大，收取的地租就越多；收取的地租越多，个人的财富就越多。所有获得的财富除一部分用于消费外，其余部分就再用来买田置地，以维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此循环，造成了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最终是大地主、大官僚广置美宅良田，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却无“立锥之地”，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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