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有何现实意义？

墨家思想有何现实意义？

墨家提出“节葬”运用到管理中，就是企业在任何时候都尽量做到不浪费，不是没有钱，是没必要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地方。
“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指出，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其实自己也获得了好处，这在于企业中倡导员工之间，员工与老板之间的一种互助互利，形成一个和谐氛围。
“尚贤”不任人唯亲，而是唯才是举，最大力度的提高企业自身的人才成长。

再来说说他们的不足，因为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文明于他们的时代，所以才能看见他们的一些局限性，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他们的观点并没有错。
这里要抛开兵家，因为兵家并没有涉及到治国思想。

粗略的举例对比：
首先来说儒墨对比，儒家的缺点在于，过于幻想，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说教而放下争利，让每个人都能仁爱，从而减少争斗，他忽略了“人性本利”。所以得到的反效果就是一大堆伪君子。
而墨家就看透了这点，所以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何乐而不为的解决方案，来引导人们应该有爱，有爱对自己有好处！
所以在这一对比中，墨家更具实际操作意义！

再来看“葬礼”儒家因为身处贵族，士族，所以他不太清楚平民的疾苦，而一味强调人伦的情怀，对于死者的缅怀，他们希望用最隆重的“厚葬”去表达自己的哀思。
而墨家墨子是平民出身，大部分墨者也是穷苦人民，所以他们认为“厚葬”无实际意义，那只是一种浪费奢侈的表现。“节葬”成为墨家的信条。
这一点来说我个人很赞同墨家，我认为，如果你要爱父母或朋友，那么请在生前用自己的行动去“爱”，而人都死了，再去大费周章的花钱，很没意思！
现在很多不孝顺的儿女，他们有钱，但是都不想管自己的父母。而父母死后，为了自己的名声，他们大办葬礼，来作秀。实在是虚伪至极。
当然也有一直很孝顺，父母死后还是要大办葬礼的人，不过我还是认为不可取。
只要你生前尽了自己的责任就问心无愧，而在死者身上花大钱，毫无实际意义！

儒法对比其实就非常明显了，完全是两个极端，法家认为根本没必要去谈什么人伦（因为当时的老百姓民智未开化，理解力很有限，他们只在意自己能得到什么），你只需要制定法制，告诉国家的所有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足够了。只有当人们的生活层次提高，他们才有余力来帮助别人。
这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不是有句古语“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
就说明了，连自己都没法顾及的时候，是不可能去关心别人的，那都是空谈。
而且法家提出的“公开、公平、公正”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人治”的成分，保障了每个人的权利。

墨法对比，其实这两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的尚贤，同样的认为“人性本利”，而且在管理制度上都非常一直。
而他们区别又两个，一个是墨家讲“爱”而法家根本就不谈“爱”。墨家的一切行为目的，最终是要人们互爱，而到达社会的和谐。
法家认为那是空谈，当时的历史条件，根本不可能让人互相“爱”，只能约束人们不能“不爱”
这个“不爱”要理解为不能去伤害对方，这样一来，大家都不能“不爱”，其实就到达了“爱”的效果。

还有一点就是墨家的思想里隐含着“节约意识，所有人财产相对差距不大”的原则。
而法家这点更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只要你有能力，你为国家，社会创造了价值，那么你得到的报酬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因个人能力决定，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其实在这一点上，两家都有一点点的极端，墨家的这种思想，会引发人的积极性不高，而法家的思想却使人只顾“利”，确少人的人伦情怀。
所以两种思想我们今天可以融合，把握一个度。

道家的思想很空泛，他并没有明确定义，你该怎么，而不该怎么！更多的是提出一个“阴阳平衡”，“度”的把握，任何事情，物极必反，只有把握在一个“度”上，就能游刃有余。
所以道家也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根源。

墨家属于踏实苦干型，人一开始都应该学习墨家，塌实肯干..

品位墨家思想，它所崇尚的是：平等、博爱、大度、奋进、竞争、节俭、守纪律、注重自然科学。现代西方思想与其中部分思想很接近。墨家理论更适于共和社会及国际竞争社会。因此在春秋战国时代，它是超过儒家的显学。但在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时期，其“非天命”的思想使其受到了冷落。而且，相对儒家，墨家显得平俗而不够深厚、丰富。

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十大主张：
“兼爱”。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互相友爱。墨子认为天下的一切祸害皆起于人们之间“交相别”,即亲疏远近，彼此利益之别。因此，要除去天下之大害,就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即“兼以易别”。所谓“兼相爱”，就是“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这样，“为彼，犹为己也”，就会彼此相爱，从而达到“交相利”。

“非攻”。他把非正义战争称为“攻”，反对侵略和掠夺战争。墨子认为发动掠夺战争是一种极不正义的犯罪行为，给个体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危害。战争是“天下之巨害”，只有制止互相征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历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体现了他的主张。

“尚贤”、“尚同”。“尚贤”，就是尊重、重用贤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就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而天子则尚同于天，这样，整个社会也就达成统一了。怎样对待人才才算是“尚贤”？墨子说,这有三个根本的办法（“三本”）。那就是：要在政治上给予他们尊贵的爵位，要在经济上使他们享受优厚的待遇，还要给他们发号施令，决断事务的实际权力。这叫做“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还提出“贤”的基本标准是：有力气的要帮助别人,有财富的要救济别人，有知识懂道理的要教导别人。

“节用”、“节葬”、“非乐”。墨子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主张“节用”，他说：“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民利”是用财的标准；加费而又加于民利的事是可以作的；加费而不加于民利的事是不可以作的。他批评“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还主张“节葬”，反对儒家所鼓吹的厚葬。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厚葬久丧，使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被埋葬，使能够从事生产的人长期不能参加生产,甚至限制“男女之交”，使人口也不能繁殖，这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墨子还用同样的理由来“非乐”，反对音乐，认为音乐的盛行妨碍男耕女织，“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应该禁止。他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而贵族们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加重这些灾难。

“非命”、“天志”、“明鬼”。墨子批评当时的天命论，认为王公大人所以努力听狱治政，是因为他们知道“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官吏们所以努力办公收税，是因为他们知道“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同样，农夫早出晚归，努力耕种，妇女日夜辛苦，纺纱织布，而不敢怠倦，是因为他们知道“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因此,他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之言也。”是说天命论是统治者们编造出来愚弄人民的，如果相信它，便要受苦了。墨子“非命”，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这反映他所代表的平民小私有者重视物质生产以及对贵族们过寄生生活的不满。但是，这一阶层经济上政治上十分软弱。墨子一方面反对天命，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在他看来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是衡量人世间一切言行的尺度。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的具体内容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他说：天希望“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顺着天的意志去做，必得赏；违背天的意志，必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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