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想（有的人不想）当君子，君子有几种

大家都想（有的人不想）当君子，君子有几种

《中庸》的主题可以说是君子论.我们读到,作者以这三条基本原则作为开头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一条原则是作为一种预设而提出来的.人的生存总得有个开头；这个开头便是天命的赋予.很明显,这条预设原则是不可证明的.人的认识,如果要穷根究底的话,至多能接触到天命所赋之性.因此,人在此时此刻只有接受这个生存现实,即自己的生存本性是给与的,不可选择的.但是,人可以对自己的天赋本性有所体验有所认识并进而遵循它的带领.当人这样去做时,也就是所谓的“率性”,即为人之道.为人之道就是君子之道.所以,作者紧接着指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君子之道就是率性而动,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地遵循自我本性.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庸”,或“时中”.要遵循本性,首先要对本性有所认识.于是,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的本性是什么?我们知道,本性问题是先秦思想界的热点之一；主要表现在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但是,奇怪的是,《中庸》作者似乎有意避开这个问题.先秦的人性问题之争,在《中庸》作者看来,突出了这两点事实：每个人都有天命之性,因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自我本性认识；同时,从个人的自我本性认识出发而得出的一般人性结论必然彼此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如果要对这些一般结论（如性善或性恶）加以判断,我们可以问：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显然,标准只能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本性认识.这样,在争论中,人们只能各自择其所好,无所定论. 《中庸》作者对人性之争的这一死角是有深刻体验的.他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人们为人处世,立论做事,都不免有所不当.作为君子,关键在于能够自我反省自我改进.人在自己生存中的每时每刻都是在一定的自我本性认识的引导下率性而动.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一定之见来论说善恶；因而当各人所见不一时,就不免有性善性恶的不同说法.如果人们进而对此争论不休,其结果便是固执自己的一定之见,阻碍更深入地认识自我本性和进一步率性而动.从这一思路出发,性善还是性恶就不是重要问题了；关注点于是转向为,人如何能打破自己的一弊之见,完善对自我本性的认识? 《中庸》于是在“诚”字上做了很多文章,认为“诚”乃是人之生存的根本动力和终极基础.“诚”的意思就是真实地面对自己.人在以下的情况下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如在各种情绪里,在外在权威阴影内,在某种自以为是的观念制约下,或迷惑于某种想象中,等等.因此,《中庸》认为,“诚”是“喜怒哀乐之未发”,是“慎其独”,是“勿自欺”,是“无妄”.真实地面对自己（诚）让他看到的生存是赤裸裸的没有修饰的；它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生存延续.面对如此真实的生存,他只能顺从这生存的冲动.《中庸》把在“诚”中的这种“面对生存”称为“明乎善”,把这种“顺从生存冲动”称为“择善而固执之”. 人在诚中面对自己的生存所看到的“善”当然不是至善.此时此刻看到的善,彼时彼刻或以为恶.因此,《中庸》避免说,善是人的本性.但是,这个善却是人的生存动力,因为它就是人的生存延续冲动.《中庸》接着说,当人“择善而固执之”时,人就开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并终而达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固执”不是执着一定的善恶之见.人在诚中面对自己的真实生存时,能够“明乎善”并“择善而固执之”.然而,当人执着一定的善恶之见时,人就自以为是而走向“自欺”,从而无法进入真实的生存状态,从而无法“明乎善”.因此,关键的是使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诚的境界中.《中庸》称此为“至诚”.换句话说,至诚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人每时每刻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存,顺从自己的生存冲动.这是一个没有止息的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才能“尽其性”,达到对自己的天赋本性的完全认识. 不难发现,君子之道的根本点在于“诚”字.或者可以说,君子之道乃是反诸身而诚,而善,而尽其性的过程.“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2,做君子难,做小人易 我们看到,为什么君子可以“坦荡荡”呢?理由很简单,君子以诚待己,不受名利,观念,情绪,幻觉,等等所左右；时时刻刻面对真实的自我,顺从自我本性的驱动,完善自我本性.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人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境遇；因为人生中的一切事情,无论好坏逆顺,在诚中都转化为推动人走向完善本性的动力.比如,孔子说,他50岁时“知天命”.他曾经东奔西跑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发现自己的本性只适合做个教书匠.对此他很坦然.又比如,一个人在生活中举步维艰.在诚中,每一个苦难给他带来的都是能力的加强；如孟子所说,那是天将降大任焉.于是他很坦然.再比如,若有人生适逢时,得心应手,青云直上.然而,在诚中,他要先天下忧而忧.因此他不会自以为是. 当一个人真诚地对待自己时,他就是君子.这一点是应该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人在诚中是“明乎善”并“择善而固执之”.这个善,我们指出,不是一种善恶之见,而是对自我存在的直接认同.但是,人的生存冲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标的.比如,求学者追求知识,位居下品者追求上品地位,贫穷者追求财富,等等.当人的生存冲动指向知识,地位,或财富时,“善”就取得了一种具体的形式.这种结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中庸》看来,这种结合在至诚中是会不断被解体的,因为生存冲动生生不息,“至诚不息”.“善”是永恒的,它的表现形式则会不断改变. 问题就在于,人们往往把这种暂时的结合绝对化了.人们一旦这样做,就丧失了其君子地位而成为小人.《中庸》是这样来描述小人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我们知道,《中庸》并没有把君子小人当作两种人性来划分.人性都是天赋的,非到在至诚中完善了自我本性,人无法对自己或他人作关于本性的定性判断.否则的话,人从一定的不完全的自我本性认识出发,所给出的判断就必然是不完全的.而且,在诚中也没有智愚之分或职业之分；因为愚者在诚中可以努力成为智者,而任何人在本行业中精益求精都可成为佼佼者.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因此,成为小人者不是由于自我本性,社会地位,知识水平,职业差异,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在于人能否在随时随地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存,顺从自己的生存冲动,走向完善天赋本性.一个人也许学富五车；然而,当他在这一时刻被他的学识蒙蔽,认为他的学识就是善,善就是他的学识时,他就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存.从而从这一时刻起,他就不在诚中而成为小人. 如此看来,小人的特征是自以为是,把自己的一弊之见当作全部真理.既是真理,任何与之相左的立场观点就都会被判为错误；因此,小人在面对他人时是无所“忌惮”的.在行为上,为达目的（作为真理或至善）,什么手段都可使用,因而小人“行险以徼幸”.《中庸》说,小人的所作所为会给自己带来灾害,不是真正的为人之道.君子之道才是做人之道.也就是说,回到诚中,让生存冲动的善来带领自己的善恶之见,放弃自己所认定的善恶之见对生存冲动的束缚,这样才能做君子. 我们看到,小人的出现在于君子之道的中断.如何才能续断呢?或更准确地说,小人自己能否解开生存冲动中的善和此时此刻所认定的善恶之见这两者的结合呢?《中庸》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它仅仅警告读者,在建立一种学说时必须特别谨慎：“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感.”然而,无论人们如何谨慎,结果还是一样的：建立一种确定的善恶之见.这种善恶之见一旦确立起来,它就是人的生活原则,支配人的生存运动,从而把君子变成小人. 当然,小人之道是毁灭之道.但是,人们还是更乐于小人之道.如果我们持定一种学说,认为这就是善,就是真理,那么,我们就会努力宣传它,让更多的人接受它,并在实践上克服艰难险阻使之实行于现实生活中并发扬光大.这样做的结果是不断加强这一学说和善之间的联盟,把我们的生活引向小人之道.我们发现,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走的道路.这是一条小人之道,所以越走越窄.君子之道要求我们面对真实的自我存在,顺从自我生存冲动,对任何善恶之见保持谨慎的反省的态度.这就使我们常常和已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真理”相对立,受到社会的排斥.做君子是非常难的.《中庸》作者对这一点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说：“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然而,《中庸》作者没有认识到,做君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对一种善恶之见持反省态度,我们就无法“择善而固执之”.当人“固执善”时,一定要淡化反省态度.按《中庸》的君子之道,我们一定是做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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