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宗室内部残杀十分激烈的原因

南朝宗室内部残杀十分激烈的原因

面对最高政治权利的诱惑，足以使亲情人性扭曲，父子手足相残亦不足为怪。据说印度上古时期，就有过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据《佛说无量寿佛经》记载：“臣闻毗陀论经说，劫初以来，有诸恶王，贪国位故，杀害其父，一万八千，未曾闻有无道害母。”中国历史上宗室自相残杀的现象，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甚，后赵武帝石虎、宋孝武帝刘骏、齐明帝萧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然而在这一亲情变态的历史时期，却有一朵奇葩，东晋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室大规模自相残杀的现象，甚至连个别的谋杀也几乎没有，这与西晋“八王之乱”无比惨烈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以庄园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贵族政治时代。区域内高度分工协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即庄园经济），决定了必然产生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权威，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权威，必然会产生区域范围内的政治权威；既然一个国家内存在着多个政治权威，那么分裂与割据就不可避免了，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是常态，西晋的短暂统一反而是变态了。
皇权的衰弱程度，是一个以东晋为最低点的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在这个最低点时，皇权衰弱到连自相残杀的能力都没有了，在此之前和之后，只要皇族稍微强大一点，宗室的自相残杀就不可避免，即使像苻坚这样仁慈宽和的君主也不能免俗，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国比作一家股份公司的话，那么皇族相当于持股比例很低的控股股东，另外存在很多持股比例相当高的贵族，虽然不及皇族的比例，但也相差不甚远，单独一家虽然无法威胁皇族，但他们只要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皇权就岌岌可危了。皇族和贵族在股权继承问题上，随着子孙的繁衍，不可避免的出现内部分化，唯一不同的是，皇族可以通过残杀宗室的非法手段集中股权，而豪门贵族却不能。正是因为这点不同，皇族才“必须”自相残杀，以避免股权的过度分散和确保股权的集中表决，尽管如此，也未必能成功阻挡豪门贵族之间的合纵，所以这个时期朝代更迭已属常事，试想一下，如果皇族没有股权集中的手段，那么很可能每隔三五年，就要改朝换代一次了。
当某家豪门贵族无限接近皇权时，也就是说皇族和其他豪门贵族无法阻止其以非法集中股权手段时，那么这家豪门贵族也会表现出某些皇族自相残杀的特征。以琅琊王氏为例，王敦与王导合谋杀王澄[1]，王敦杀堂弟王棱，以及后来的王舒杀王含与王应即为例证；以谯国桓氏为例，桓冲（桓豁也是合谋，至少也是默许）废了大哥桓温的儿子桓熙、桓济，四哥桓秘也是例证。

立国不稳，无立国之策，只凭兵戎之力，只求一时之乐、不图天下之安，言无大志所以图乐倾权者屡出不穷 ，而皇室权利集中制没有加强。而后世唐宋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更有了自己的治国之策，立国之本。

南朝士族力量太过于强大，皇室力量并不强大，皇室力量衰弱，自然觊觎皇权的人就多，皇帝自保的力量也弱，野心家不断出现，成功篡位的也很多。

唐宋时期皇权不断加强，皇帝权力大，守卫他的力量大，有野心、敢挑战的人就少，成功的就更少了。

社会风气的问题，追根究底还是东汉之后，战乱频仍，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不够强，孝悌的概念并未深入人心；另外毕竟仓廪实才知礼节，汉末之后，魏晋，五*胡乱华，朝代更迭，老百姓深受战争之苦，社会风气也就好不到哪去；
正是少了礼教的束缚，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才比较明显，出现了各式各样的NB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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