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系

二王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系

摘一段文章给你：

　　晋人书风，飘逸飞扬，绝俗，“潇散、简远、超逸、恬淡、平和、自然、蕴藉”。无限超越世俗而趋向自由、生动、妙趣盎然的艺术风格，完全扬弃了先秦两汉时期重形轻神、重外轻内的审美哲学，成为古典美学的典范。同时，这一时期的书法美学思想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成就的取得，可以说是由魏晋时期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对这种书法风格和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魏晋玄学思潮。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它标志着两汉儒学的没落和一种哲学新潮的崛起。”“玄学是魏晋美学的灵魂。”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认为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具有“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这种美，直接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是魏晋社会政治经济、战乱不定引起的心态的反映。
　　魏晋玄学的内容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魏晋玄学实际上是对“三玄”思想的研究和解说。清谈虽然是士子文人的“雅事”，但也能谈出一些玄远的哲学道理来，启发人们对事物本源的思考。王羲之的“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浑元之理”，就是这种玄谈之理在书法上的具体表现。
　　从整个魏晋时代书法美学思想上看，玄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独立自由的人格观奠定了魏晋书风形成的基础。魏晋以前，整个哲学领域都是强调人服从、顺应对象的必然性来实现主体的自身价值，是在“人法于天”的基础上达到“天人合一”，人失去自由，只能依附于对象——自然或社会，这种宇宙论哲学严重压抑了人性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人与对象的关系得到彻底的重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高唱“以无为本”，把人格的独立自由放在首位，以个性为本位，以人格为主体，将“名教”融于“自然”，将社会伦理规范统一到个体人性、自由上来，追求独立、超脱、和穆、自由的人生境界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这种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到了嵇康、阮籍时达到顶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的人生追求，阮籍“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阮籍：《大人先生传》）的人生境界，比何、王更加注重人的内心，更加将人内心的情感自由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这些都是对人类自然本性的肯定，是对真是自由生活地追求，是对人格独立精神的高扬。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身居门阀士族的魏晋书法世家都对玄学极为崇尚。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羲之事：“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叹林公气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此人。道刘真长标柯而不扶疏。”尤其当他听了 支道林 对庄子《逍遥游》的精彩见解后，“遂披襟解带，留连不已”。同时，羲之“东床坦腹”的著名典故体现了他对封建礼教的蔑视，也可见他受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影响之深。有了这种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作为基础，才有了他富于开创性的书法美学思想，才有了他对书法的深刻认识。羲之在《自论书》中说：“吾书比之钟、张当杭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这里可以看出玄学之风对他的影响。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说：“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她批评了不师法古人，只凭个人兴趣而违背书道的倾向，但从中可见玄学的人格独立之风对当时书家的影响。
　　其次，言意之辨促使了魏晋书人本体意识的觉醒。“言意之辨”是从“有无之辨”引申出来的哲学论题。所谓“言”，指语言文字，“意”指某种意绪、概念的综合体，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在魏晋人看来，“意”也就是精神本体在人的思维领域中的表现，它是不可言说的：“言之者失之常，名之者离其真”，任何语言文字都不能把事物的内在精神原原本本的表达出来，因此，要认识、把握“道”，就必须处理好“言”和“意”的关系，善于通过对象领会事物的内在意蕴。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作者往往“言不尽意”，难以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露无遗，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令人回味无穷的审美意蕴。对于观赏者来说，要把握作品的内在精神，不能拘泥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应该“得意忘言”，领略作品的精神意蕴之美。王弼指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要获取事物的真谛就必须勇于舍弃外在形式，深入领会内在的精神实质。随着“言意之辨”的深入发展，言意之说广泛的渗入美学领域，显示出了它在审美领域中的理论价值。迄至魏晋时期的书论，开始自觉地用言、意理论来阐发书法的特征，比如成公绥《隶书体》一文中提出“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有意晓”。隶书虽以端凝方正为特征，然而也须传达出其中的“意”。至于草书，更是讲究意的神巧，如索靖《草书状》云：“蝌蚪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而这种意蕴，是言词所难以传达的。魏晋书论家看到书法较之于绘画是一种更为抽象、更为玄妙的艺术。因此，鉴赏之难，在于不能达其意境。正如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所指出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在玄学家的“言意之辨”中，“意”指抽象的概念，引入审美领域之后，“意”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抽象概念变成了审美情思。在书法美学中，“意”作为艺术家主体情思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传为卫夫人的《笔阵图》云“意前笔后者胜”；王羲之《题笔阵图后》云：“意在笔前，然后作字”；王僧虔《笔意赞》中所说的“意”，也指书家的审美创作情感。袁昂《古今书评》云“殷钧书……抗浪甚有意气”，“钟繇书意气密丽”，等等，也是说作者体现在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这些都说明当时人自觉地将言意理论用来阐发审美创作问题，在书法美学上的“以意论书”观明显受到言意之辨的影响。汉魏六朝的以意论书观，把人的自然本性放在首位，在书法中尽情的表现自我，观照自我，把主体内在情感的表现作为书法的本体，以人为中心，通过书法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洒脱的心灵，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是书法本体的觉醒，建构了以人自身为中心的审美价值体系。
　　第三、玄学审美情趣在魏晋书法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玄学思想着重于人的内在精神，表现在审美情趣上，则是以人的内在精神来品评人物，把一个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格、能力等放在首要位置，“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准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在人物的品藻、鉴识理论中，要由外而内的观察人物的性情才能，从人的外在“形质”去窥探人物的内心、精神、个性等等。“这种对人物‘情性’的考研，由政治品藻转变为对人的性情、才智、品质的玄学思考。”玄学认为“神”是超越于有限的“形”的一种无限自由的境界，对于形神的讨论，深深的影响到魏晋六朝书法美学思想的书法神采观。如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所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同时，这种考察更趋于对人物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格魅力和风韵神采的鉴赏体认，使“风骨”成为魏晋时一个具有独特美学内涵的范畴，当时人物品鉴经常使用这一概念术语：“羲之风骨清举也。”（《世说新语·赏誉》），“（孙权）形貌魁伟，骨体不桓，有大贵之表。”（《世说新语·容止》），“祖少士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此人。”（《世说新语·赏誉》），这种以“骨”品人的风气在书法美学思想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魏晋六朝书论中以“风骨”论书者俯拾即是。卫夫人“善笔力者多骨”、王羲之“及钟繇书，骨甚是不轻”，王僧虔“骨丰肉润，入妙通灵”，袁昂和萧衍更是以“骨”品评当时书家作品：“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古今书评》），“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古今书人优劣评》），“纯骨无媚，纯肉无力”；“肥瘦相和，骨力相称”（《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玄学的这种以内在精神品评人物的美学思想弥漫于整个时代，形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基于这样的接受主体和接受环境，魏晋书家在自身的内在精神和风度气质上，尽量使自己与时代的审美风尚相一致，讲究作品的“气韵”和“风神”。魏晋书风顺应了了这样的审美时尚，并得到审美主体的接受认同。他们的书法作品“如朝霞，如烟云，如清风，如丽水，如春华，如美女的明丽自然之美，是玄学的影照，是人物品藻的回音。”玄学的审美情趣深深影响了魏晋书家的审美取向，在书法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中得到充分的展现。魏晋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与玄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缺少了玄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时代风格。汉魏六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属于一个动荡不安而又思想高度自由的历史时期。由于这种特殊的时代和儒道佛玄等哲学风尚的浸润，形成了包括书法美学思想在内的学术思想的高度发达。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社会的变化、习俗的影响、哲学风尚的渗透必然反映的文学上来，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样。正是各种因素的影响，才使汉魏六朝的书法美学思想达到自觉和成熟的高度

稿件来源：佛教导航网
摘自高伟的《浅谈魏晋书法的文化生态（二）
――儒道佛玄思想对二王书法的风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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