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论的存在论的论阈

存在论的存在论的论阈

存在论的论阈可以通过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存在？这一问并非问的“什么”，而是“是”本身，问题直接引出了对“是”的追问与确证，由此达到两个结果：一是确立起“是”作为系词的共相普遍性及逻辑整全性，通过“是”，不同实体之间得以形成主谓关系；二是树立起了“是”的信念，使我们确信对于世界的追问活动是有意义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存在着？这一问直接针对在第一个问题中被悬置起来的那个“什么”，什么存在着？实际上是问：存在着什么？不过这里的“什么”并非一个未知的“什么”，它本身就是一个“实体”，即作为“是”之殊相及谓词样式的是者及存在（Being）。尽管上述两个问题是套在一起的：“是”规定着“是者”或“存在”的内涵与边界，而“是者”或“存在”本身就是“是”成为“是”的映证。但是，从根源上说，第一个问题优先于第二个问题，“是”规定着“是者”或“存在”。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仅仅确定系词“是”，也不在于仅仅把“是”概念化，而在于通过“是”的确定从而展开一个“是的状态”，上述“是者”或“存在”恰恰是通过这一“是的状态”从而“存在着”的。显然，并不是所有作为实存着的实体都可以称之为“是者”或“存在”。“是”规定着“是者”或“存在”，但“是者”或“存在”如何符合“是”的本质规定性？比如，在“人是高级动物”这一命题中，作为“是者”或“存在”的“高级动物”确实符合于人之“是”的本质性，这也证实了命题中的“是”是真的，但是，在“人是狗”这一命题中，虽然“狗”同样也应该是“是者”或“存在”[viii]，但作为“人是”的谓词，却恰恰意味着其中的“是”是假的，因为若单纯从实存性上看，狗乃是对于人之“是”而言的“非是者”或“非存在”。如果说“是”本身具有一种先在的规定性，那么在具体语境中，作为系词“是”的形式上的谓词为什么并不一定成为“是者”或“存在”？ 在此，我们恐怕还需要追问“是的状态”。这是在前述两个提问中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的，而要展开“是”，就需要紧要的一问：是如何是或存在如何存在？
“是的状态”所关注的核心是“是”所“是起来”或“存在”之“在起来”的方式。这一方式简练地说就是先验（辩证法）。立足于纯粹概念，是存在论的共同特点。一般的存在论都可以看成是超验于现实的经验世界，而凭靠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的、先验的推演所展开的“是的状态”，即使如亚里士多德等带有感觉论倾向的存在论，虽然其理论入口是经验感觉，但随着理论的深入，这种经验感觉遂逐渐被其获得的纯粹概念所超越和扬弃。“是的状态”所展开的是“是”的普遍的、共通的状态，并且那些“不是者”或“非存在”恰恰是因为不符合于“是的状态”而被识别并排斥开的。“是的状态”是一种纯粹的和先验的概念状态，如巴门尼德的“如若一是”（estin） 、柏拉图的 “相”（idee，一般译为“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是”（on）、斯宾诺莎的“实体”（substance）、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absoluter Geist ）、海德格尔的“在”（ sein），这些纯粹概念，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是与“神”或“上帝”同一的，“是的状态”作为“是”的纯粹概念化推演过程所指证的乃是上帝的绝对存在状态。
存在论的纯粹概念式的先验推演方式特别适合于说明某种超验者的存在，在一切概念化的实体中，只有“是”不需要通过经验材料而仅凭纯粹概念就可推出其存在的绝对实体，这是最完善的存在。反过来说，上帝的绝对存在也使得存在论在理论上显示出自洽性，如果一般的概念总难免受到经验感觉的纷扰，那么上帝这一概念则是可以免受这一纷扰而又能够自立的存在，它是“是”与“是者”、“存在”与“存在体”的“完美”的统一体。通过诉诸于神学、特别是基督神学，存在论关于终极理念的价值论指向获得了某种深刻的文化确证，反过来说，存在论所包含的这种超验性的价值论指向也显示了哲学存在论在面对经验世界及超验世界方面的原创智慧。这恐怕是我们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哲学时仍然需要深入思考的。然而，话又说回来，Ontology已经形成了多种汉语及其理解传统本身就敞开了用汉文化阐释和沟通Ontology的丰富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如果不是基于对Ontology的基本无知，面对汉语言及汉文化本身并深入挖掘其存在论内涵，较仅仅停留于Ontology的西语含义并坚执于其中一种汉译（事实上是拒绝承认其汉译可能），显然是更有出息的工作。重要的并不在于必须将Ontology译成什么，而在于在Ontology的根基受到动摇之时，正在完成创造性转换的汉语言及其文化传统能够贡献什么并且突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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