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我国的散文传统

如上

　　散文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优秀的传统。它与诗歌同样浩瀚，同样辉煌，而且与灿若星辰的杰出诗人一样，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散文家。
　　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世界上尽管也有一些文明古国，但还没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悠久的散文传统，创作并流传下来如此繁浩优秀的散文篇什。因此，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使这种散文传统发扬光大，创造出无愧于先贤和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佳品力作，是应该赧然自省的，大家可以参考散文的概念及特征。
　　至今保留下来的完整成型的散文，至少可上溯到二千数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收集于《左传》、《国语》、《礼记》、《战国策》等著作中的文章，大都够得上是寓意警策、笔锋犀利、谋篇谨严、生动有味的散文作品。其中不少篇章，如《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等，至今仍被人称颂，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人才迭出，宏论无穷。他们常以论辩形式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展现胸中之经略宏图，尽管庐江不同，或直抒、或委曲、或犀利、或隐喻，其目的是希望为人所接受，使人受到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严密的逻辑，动人的语气，讲究的词采，竞相而生；不同的风格，依作家的气质各异而鲜明地显现出来，如孟子的酣畅淋漓，博词雄辩；荀子的简洁深刻，见识超拔；庄子的想象瑰丽，翩然潇洒；韩非子的机智警策，气胜理达，等等。
　　这一历史时期，诸侯割据，战争频仍，纵为驰驱车旅，横因盟邻聚散，几乎无一日不闻刀兵金鼓，无一时不动机谋权变，反映在散文作品上，民营化留传下来的，也几乎都是“重大题材”，多有时代印记。为文者暇披露个人闲情，也无心勾画小花纤草。纵然写了，恐也难以流传。因此，我倒是觉得，中国散文形成之初，就承担了较重大的社会责任，表现了当时人们最关切的问题。难怪在此数百年后，曹丕在他的《典伦·论文》开宗明义地概括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原来，散文并不是那种微不足道的“小摆设”的同义语啊。
　　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的《史记》极得前代数百年文章之神髓，集当时史学、文学财富之大成。全书一百三十篇均堪称为叙事文学的典范，难得的是，大开大合处笔墨可经天巡地，细微刻划处雕刀能入骨三分，极形象而又不失诸自然，极简练却每能画龙点睛。鲁迅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认为，中国自《史记》出现，文章又起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内容与先秦散文一脉相承的是：记叙和描写的都是“大事”：或帝王霸业，或将相勋绩，或人物命运，或一代兴衰。叙事、抒情、状物、评论，凡散文应有者，所在俱备。司马公的这部巨著，不说别的，单从散文这一角度而言，对后世影响就是不能低估的。
　　汉魏六朝以至唐初，辞赋与骈体文盛行，其中当然有不少是内容浮艳奢靡的形式主义之作，但也间有含义深邃，文辞优美，音韵铿锵，动人心统的名篇佳品，如脍炙人口的陶潜的《归去来辞》，王勃的《滕王阁序》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又如贾谊《过秦论》之慷慨激越，继承了战国说辞之遗风而又有新的发展；诸葛亮《出师表》之忠忱悲壮，言简辞精一气呵成；李密《陈情表》之惋挚藏锋，于细处见坚劲；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瞾檄》之锋芒犀利，堪为鼓动性文章之典范。
　　这些散文名篇，之所以能流传千载，首要在于为文者秉有真情实感，以气为主，而决非为文而造情，无病呻吟。当然，其言有文采，方能相得益彰。
　　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鉴于当时风行的浮华空洞的骈骊文体之弊，起而倡导“古文运动”，这是在复古的旗号下推行的一场革新运动。韩愈主张“文贵独创”、“辞必己出”、“因事陈辞”、“辞事相称”，这无疑是开一代文风的进步主张。韩柳等人不仅是理论上的倡导者，也是革新文风的实践家。很明显，自他们始，我国的散文创作无论在反映生活面、思想深度和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开拓与掘进。举凡政论、叙事、写人（特别是写最普通的人）、书信及悼文、寓言及山水游记，都较前展宽了天地。韩愈的散文保留至今的有三百余篇，柳宗元“精裁密制，璨若珠贝”，他的《永州八记》，堪为散文小品中之精粹，至今读之仍不能不深为叹服。
　　中唐至北宋，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又一黄金时期，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我国散文创作的高度成熟。其成熟的标志在于：比之先秦更加丰富多彩，臻于完善；比之秦汉六朝文学创作意识更为自觉，从而使作品量质皆非前代可比。有中唐韩柳开散文勃之先河，迤至北宋，接踵出现了散文巨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苏轼（东坡），他才气横溢，兼容并蓄，诗词书文，无所不精。古今文学家中，似东坡创作如此宏富，才赋如此兼通，且文质如此精妙者，实属罕见。就散文而论，我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在其他方面之上。读其前后《赤壁赋》以至《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等，深感除了继承前人散文创作的精华而外，具有鲜明的个性，你会脱口而出：“这是苏东坡的！”
　　诗贵创新，文何尝不贵创新！唐宋八大家之所以成为我国散文一个朝代发展高度的标志，除当时社会较长时期基本稳定，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提供了文苑同繁兴的可能而外，与首倡者的理论呼吁和创新实践至重要，他们不空喊，而是以自身大量的精文昭然于世，说服力自然道理。
　　唐宋间之名家名篇，绝不止以上八大家，颇值得称道者如刘禹锡之《陋室铭》，寥寥八十一字，可谓字字珠玑！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终为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仍对人深有启迪。真正的散文佳篇，必有万古常新的名句，成为不同凡响、流芳后世的绝唱。
　　南宋至元，或内忧外患，偏安日蹙；或膻骑践踏，一夕数惊。散文有则有，似渐趋零落，比之于先秦以至唐宋（北宋）之黄金时代，较少有可称颂之翘楚。然则，由于种种原因，南宋诗词仍未衰减，元之杂剧散曲，堪为文苑奇观。
　　明清两季，数百年间，散文创作绵延不绝，尤其是明文，名家绝非一二。明初有宋濂、刘基、方孝孺等，明代中叶有所谓前后“七子”。另外，此时崛起者还有归有光和稍后的“公安派”首领袁宏道等。归有光当“七子”风靡之时，不随波趋时，文风冲淡、亲切、自然，笔调接近欧、苏；并在文中善于捕捉生动的典型细节，又得力于《史记》。袁宏道反对前后“七子”所鼓吹的拟古之风，主张“倡以清真”，旨在表现个人的性灵，抒发独特的具体感受，他的散文以清新婉丽见长，是晚明散文中的杰出代表。
　　清代散文继承了明代散文特别是袁宏道的风韵，也涌现了象明末清初的张岱，清朝中叶的袁枚、郑燮等散文名家。其中尤为杰出者为张岱，他的散文集《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等向为人所推崇。这些散文，大都作到了绘声绘影，抒泄了真挚的情感，而又阐发了深邃的哲理，读来耐人寻味。
　　对于明文以及清文，后世评价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贬抑，认为并无奇峰，甚至多是拾前人牙慧的模仿之作，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皆因前代曾出现过高峰期、杰出大家，即使后来亦时有佳作，相形之下，仍觉不能称意。有的评价很高，特别是对归有光和“公安派”散文，推崇备至，多所偏爱，这也不难理解。窃以为，评价一个时期的创作，不能完全脱离时代背景作超越时代的类比，而应结合时代所赋予的可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成就，辨识其独有特色。明清散文，确未振兴到一举惊天、超越前代的高度，且不少是着意模秦汉、师唐宋的风尚，减弱了突起的独创精神，但也不能说明清散文一无特色，如归有光的平实、亲切，袁宏道的鲜活清新，以及清代散文小品之炼达妙趣，对于丰富发展我国散文优秀传统，是亦有他们的贡献，至今也值得我们研究借鉴。总之，为文之道，有特色就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以来，白话文兴起，散文创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文学先驱者以前所未有的奋进姿态，以几乎是全然一新的文笔风格，扫旧时代之残雾，创新世纪之篇章。提高固难，转换更难，而鲁迅、李大钊、刘半农、冰心等，以他们不同的资质和笔墨，开拓了新文学的园垅。随后，散文家如雨后春笋，佳作如山桃绽蕾，各尽其妙，各显风采。如茅盾，如朱自清，如梁遇春，如丰子恺，以至庐隐、徐志摩等作家的出现及其建树，使我国散文又出现一个光色斑斓的新高峰。我觉得，散文在我国的二三十年代，近如唐宋黄金时代，其成就也绝不稍逊于其他所有文学品类。
　　近几十年来，小说的蓬勃发展，以其拥有的优势驰骋文苑，赢得了最大的读者群，似乎对其它文学样式有倾压之势，但其它文学样式仍然存在发展。以散文为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间就出现过一个不大不小的繁盛期，当时人们口碑中的几大家，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等，各有其风格和特具成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说明，散文不会因许多人趋时逐浪而门庭冷落。它始终有它不可取代的所长，它自有它令人挚爱的气韵和光彩。
　　但亦不能不指出，五四以来的散文，固然在继承古代散文传统中有它明显的业绩，但对古代散文中之重要一脉——重大宏壮，似汲取不力，经天纬地之抱负，铁肩义担之责任，社会人生之洞察，民族精魂之弘扬（不是生吞活剥，而是汲其精髓），在某个作家某篇作品中不是绝无仅有，但就总体上看，还是偏重于“小”、“纤”、“柔”、“轻”，甚至有渐趋声律细之感。其原因为何？是因为时代发展，人们口味的变异，而不同文学样式自然有所分工？还是社会生活较之古代生活更加丰富、人们头脑渐趋复杂而散文的形式难以包容？这些，似有道理又不全有道理。
　　有人说，不必为此而多操心，筵席上的三十六道大菜固是主体，而早点餐桌上的风味小菜也不可缺少，各有各的用处。观看大戏、电影是享受，闲时庭前看蚂蚁搬家也未尝不是一种逸趣，何论短长？如此安之若素当然是一种难得的涵养，但客观事物的发展却往往不以人们心理上的安逸而定格。高唱振兴散文却又不正视散文现状，不认真深入研究散文自古而今的发展规律，恐不会有根本成效。这类问题当令密切关心散文发展的人士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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