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的历史

羌人的历史

上世纪末，甘肃省高台县博物馆组织专业人员对被盗古墓葬进行清理回填。在一座被盗掘的魏晋墓葬中，发现了30余枚极为罕见的人面木牌。这类木牌一般长20厘米一25厘米，宽2厘米一5厘米不等，多将一端削尖，另一端作平头或楔形头，木牌上用墨笔绘人面像。此后，这类木牌在许三湾、骆驼城多座墓葬内出土。职业的敏感告诉专业人员，这是一种迥异于魏晋时期当地主流文化的另一类人文类型的随葬品。经过不断研究探索，研究人员认定神秘的木牌就是纳西族人所称的可标，是他们用于祭祀，葬仪的神物，而纳西族是羌人的一个分支，他们源于羌族。河西走廊武威地区多座魏晋墓葬都曾出土过这类“可标”：早在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古调查中就曾发现过；1927年至193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居延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出土。它人面形木牌的名字已经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B·梭马斯罗姆《内蒙古额济纳地区考古研究》等文献中用了近一个世纪。今天，我们甚至可以从可标上状极可怖，不类生人的面孔中读出羌人渐离羊群，学耕务农的压抑，沦为豪族地主家奴、荫户的辛酸…… 羌人以牧羊为主要生活来源，也以羊为图腾。羌民在冠礼和送葬仪式中，脖子上要系羊毛绳，以表示与羊同体；在丧礼中要宰羊一只为死者引路，称为引路羊；相关文史资料中也不止一次地讲到羌人的这种习俗。但是，羌人流行火葬，所以这种葬俗很难在考古调查中被发现。1998年，高台县博物馆发掘的位于骆驼城墓群的西晋纪年墓却于棺木前左侧出土殉葬小羊一只。墓室内陶器甑，灶，盘，钵，罐排放有序，一如当年墓主人的厨房摆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殉葬羊伏卧，两前腿前伸，从卧姿分析，系杀死后殉葬。这例葬俗每每于河西走廊骆驼城，许三湾出土“可标”的墓葬内发现。因此，我们认为这类墓葬是汉化的羌人墓葬。而殉葬小羊正是羌人的“引路羊”。羊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羌人与羊更有着深厚的感情。西晋纪年墓发掘完后，我们没有采集骨骼标本，而将他们如旧深深墓葬，以便让它完成引导主人灵魂飞升上天的任务。羌人，在千百年前就给族人的死给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上世纪后期，甘肃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掘出了近千块汉砖，魏晋时期的墓葬画像砖，在这些官吏或豪族地主上至神仙瑞兽，下至平民生活的墓葬壁画上，常有披发的或猎、或耕、或桑蚕的羌族男女形象。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河西羌人历秦逾汉至魏晋时期已部分明显汉化，他们废弃了火葬仪式而实行当地汉族所用的斜坡墓道土圹墓，砖室基的葬式，并保留了部分羌族葬俗。 河西走廊的羌人与各族的融合并没有在魏晋时期五胡十六国的纷纭战火中完成。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政府就在河西“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同时“设护羌校尉，以统治羌人”，采取高压与怀柔并举的政策统治河西民族。事实上，羌人西迁的脚步自汉至魏晋数百年间就没有停止过。斯坦因在罗布泊发现的魏晋时期羌女文书中说：“羌女白：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对，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这位忧怨的羌族女子在文书中留下了羌人西迁罗布泊的记录。实际上，魏晋时期的河西羌人不仅有部分西迁，而且还有相当部分南出祁连融入吐蕃，北入大漠融于匈奴等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大唐王朝不仅沿袭了“张国臂掖，以达西域”的政策，而且将之发扬光大，开疆拓土，使得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全盛时期。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河西走廊羌人进一步发展壮大。唐咸通末，《郭煌石室遗书·张氏勋德记》中还提到河西走廊的羌人。宋初，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参与羌族的一个庞大分支——党项羌西夏王朝的建立，后为元所灭......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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